【内容提要】 本文抛离传统的文学批评模式，尝试用女权批评的新阅读方式解构叶文玲小说；侧重于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论述了女性写作的“双声话语”状态：一方面是女作家以源自于生活实践的朴素感受和对真实的颖悟来关注描述女性人生；另一方面，又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意识，她们在写作中常常遵从于一种男权的价值尺度，用男性话语来规范女性形象。借助于“双声阅读”，我们会发现：女性文本大多呈现出一种分裂、约束状态；作品在表层的“主宰故事”之下，往往隐含有一个“失声的故事”，那是女作家在无意识状态中流露出来的女性真实的生命体验。 女作家叶文玲，在抒写生活，塑造人物时偏爱写女性人物。她写故乡的女子，写身边的女子，写不同职业、不同层次的女子，以笔下多姿的女性形象寄托表达作家对于生活人生热切的感受与情思。在此，我们沿着女作家——女性形象——女读者的视线，在传统文学批评体系中切入一个新的女权批评的视角，尝试对其女性文本作一番别样的解读。 一、屋里的安琪儿 从《心香》[①]中的亚女开始，我们遇到的第一类女性人物是一些身纯心亦纯的纯情少女形象——家中的乖乖女，在这里，我们称之为“屋里的安琪儿。”诸如亚女、《小溪九道湾》[②]中葛金秋等长塘镇少女及《紫石砚》[③]中云千曲等。作品中她们大多是女作家揉进了浓浓乡情加以描述的江南水乡的纤弱女子，年轻、乖巧且灵秀、聪颖。作者以慈爱有加、百般呵护的笔触去诉说她们的生活、她们的坎坷、她们遭遇的不平与不幸。 《心香》诉说的是一个美遭毁灭的故事。亚女虽是个聋哑姑娘，但外貌清纯美丽，内心灵秀洁净。小说借这一美的形象的被戕杀来痛诉那个特定年代的荒谬与罪责。 这是作者在作品中所要表述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综合真正女性的经验与视界来阅读，获得的却是另一种读法。小说题名《心香》意指亚女洁净的灵魂。在作品中，她被塑造成一个天使般美好的、身纯心更纯的无瑕的女孩，尤其是个标准的乖乖女。在父母双亡之后，她稚嫩的肩头过早地承压了“家”的重负。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人生的两大意愿：一是挣钱供奉弟弟上学，让弟弟有出息，这是“家”的血脉得以延续与巩固的最大使命；二是为自己寻得一个如意郎君，终身有靠。她早早晚晚勤俭持家，过早地失去女儿天性，扮演的正是世世代代传统标准中的乖女儿角色。她对爱情的追求，看似大胆自由，实则同样浸染了千百年封建的男权意识。亚女在痴迷于“我”的才情的同时痴迷地爱上了“我”，郎才女貌，自古以来的最佳搭配，在半封闭的古老的大龙溪“我”无疑就是亚女心目中的如意郎君。这份爱因“天差地隔”而遭明确的拒绝，但亚女心意已决，忠贞不渝。四年里，仅靠“我”当年为推托随手送给其弟的几张素描寄托情思。四年后，更如待“落难公子”一般不问代价全心全意地奉献自己纯真的爱。亚女最后的自杀，直接原因是因“我”目睹她的受辱，因心中美好的爱也连带蒙垢受辱已不再纯洁，方才不欲人生。作品要强调和颂扬的是亚女的洁净——身的纯洁与心的纯洁。而纯洁忠贞是传统观念对女性的规范，正是这种“标准”的洁净性情导致了亚女的悲剧。她实在是一个长期封建男权意识培养和重负下的可怜女孩，她活得好辛苦，也死得好冤枉、好愚昧。她看不到自己爱情中的不平等，更看不到这种爱终将走向悲剧，或者是看到了却只知奉守从一而终的千年古训。她的所谓洁净与丧失自我、扼杀人性的古代贞女烈妇并无两致。在作品中，女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承接和传递了一种传统男权的女性价值尺度。近二三十年蓬勃兴起的新女权主义批评在实践中，以大量的史实表明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女人，不仅在客观存在上体现为一种“缺失”，在文化意识领域、在语言中，也只是一种无本质的“空洞能指”。[④]千百年来的文学艺术史，女人是最主要的主题，但只是男人的“缪斯”，如同香花草木，是体现男性成功、慰藉男人情感的无自我意识的“尤物”。从一开始，女人就只是作为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作为男性附属物而存在，女性性别内涵按照男性意愿被规定。在文化意识领域，女人始终是沉默的“失声集团”，没有自己的话语，一切的观念意识、价值尺度和道德标准都是由男性来主宰和规定的。女人如要说话，必须通过男性“主宰集团”[⑤]的语言方能说出。体现在写作上，女作家的创作往往表现为一种“双声话语”中的创作。一方面是源自于对生活实践的朴素感受，对真实的颖悟；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父权意识又使她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认同男性话语而失却了自我的声音。作为女性作家的叶文玲，关注女性人生、女性命运，常借此表达她对生活的热诚以及对生活的思考。但是，从女权批评的角度来分析，她在描写塑造女性形象时，主要尚是靠对生活的直感和忠诚来表现当代妇女问题；对女性人生的思索，往往只停留在一般地去理解和描述女性经历而少有对女性特殊存在的深入思考，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也正因此，常不经意地落入男性意识的“陷井”，去讲述男性话语。 发表于《心香》之后的《小溪九道弯》，继续写了一群精神气质与亚女类似的女人的故事。主人公葛金秋是一个羊羔般乖巧顺从的女孩。尽管作品中葛金秋着墨很多，但似乎只是处理成一个叙述的视角和表现主题的窗口。这个人物是空洞的。我们同样发现了“双声话语”现象的存在，在作者所要传达的“主宰故事”的背后隐含了一个“失声的故事”。通篇中，葛金秋是个没有自己话语的沉默女人。现在，我们试着令沉默者开口，让她述说自己的故事。她的父亲是个手艺娴熟的篾匠，因没有儿子，一生的目标是想要个儿子来传宗接代、子承父业。母亲为自己生不出儿子而终日惶恐并最终送命。痛失母亲后，葛金秋潜意识里将自己身为女儿内化为深深的罪责，默默无怨地承受着“家”的超重负荷。在小妹被父亲卖掉后，金秋跪倒在母亲灵前，“妈，妈，怨我们没有能耐，连小妹都守不住啊”。父权是绝对的权威，儿子是血脉的延续者，妻子、女儿只是延续“家”的工具，为要女儿赚钱持家，父亲轻易地就把女儿交给了“沾了点傍傍亲”的表姑。世世代代传统的父权意识在女人身上刻下了太深的烙印，在她们心中已内化为男性性别崇拜和对自身的自奴自贱心态，并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使众多女性成为丧失了自我主体性的甘愿成为男性主宰物的物品。这也正是葛金秋们及其母亲们的悲剧根源所在。显然，在这里，女作家同为男权社会规范中的女性，在观念意识中受其制约，不自觉地在作品中传达了一种女性心灵奴化的意识。从头至尾，葛金秋都是“失语症”下沉默的女人，她不敢大胆说自己的话，缺乏正视自己社会地位和人格价值的勇气及能力。而作者将其受难的全部原因推给了社会、政治和他人，这样，就完全忽视和回避了对女主人公自我的注视，也放弃了对女性形象心理、性格上的深入剖析，从而使作品流于表层而显单薄。英国著名女权批评理论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曾号召女作家在写作时，要勇敢地杀死“家中的天使”，也就是要决绝地挣脱盘踞在意识深处的男权规范模式，否则，女作家就无法获得精神上的解放，而不时落入男权的圈套之中，替男权立言。[⑥] 二、冲出穴居的女人 这是一群冲出了“家”的穴居状态的女人，她们不再做家中的乖乖女，而是自作主张地闯出家门，要和男人一样打江山。与先辈及五四时代的女作家相比当代女作家是社会权利解放了的一代，她们可以与同代的男作家立于相近的起点之上；同时，由于身为女人，亲历了这代妇女生活的变化，自然对随着社会变革、人性解放所带来的一系列女性命运的变化更为敏感。尤其是叶文玲，由于自幼的生活环境，艰难的成长奋斗历程，与这一类争强好胜、干事业的女性情致更为相近。所以，在叶文玲笔下，这一类女性形象较之前一类型要丰盈许多也生动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