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6年的中国当代文坛上，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仍然是最为活跃、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学门类之一。党和政府有关领导部门对文学创作的强力引导，创作者对当代社会生活体察与理解的深化，以及社会各界、各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三者形成的合力共同制约、影响着96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题材选择和创作走向。一方面，记录报告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步伐，刻划当代中国的劳动者、改革者、创造者形象，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作品数量急剧增加，创作者们大多投入了真诚的热情和相当的努力，涌现出了一批材料翔实、真切动人的好作品；另一方面，正视社会现实、揭示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的“问题报告文学”数量有所下降，而创作者们也大多以冷静思考取代了满腔激愤，对“问题”的解剖、认识有所深化。概括地说，这便是96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的基本态势。 “主旋律”作品的急剧增多，固然有党和政府有关领导部门的组织引导、尤其是“五个一工程”等重要奖项的影响在起作用，笔者却以为它有益于社会人心，也有益于当代文坛的“生态平衡”。因为，实事求是地说，近年来小说创作领域的“多元化”其实已愈来愈趋向“一元化”，这就是偏重于物质对精神的压迫，金钱对良知的征服，欲望对理性的摧毁，恶对善的胜利或美于丑的失败成为大量作品的基本题旨并被渲染夸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句话，你要想知道社会是多么肮脏、人性是如何丑恶、生活是何等浊臭，请读当代小说好了。笔者并无洁癖也无权干涉创作者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只是从切身生活体验中感觉到，“生活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因此，多一些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作家来为当代社会生活中“大写的人”立传，为那些同样真实地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民族肖子、祖国干城鼓与呼，庶几对于当代读者全面地理解生活、认识社会不无裨益。 在96年的“主旋律”作品中，首先值得提到的是郝贵平、王志明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沙海壮举》（新疆人民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96年8月出版）以及康平的《挺进公海》（载《中国作家》96年4期）、蓝夫的《五星之梦》（载《长城》96年3期）和王宗仁、周建的《建设者的丰碑》（载《当代》96年1期）等中篇报告文学作品。它们分别以塔里木沙漠公路的修建、我国投入国际海底开发及对南极的考察、国有大中型企业河北宾馆的改革发展、北京西客站的建设为描写报告对象，满怀激情地为战斗在现代化建设第一线的指挥员、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的英雄群体塑像，既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劳动者们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又令人信服地展示了第一流的工作和第一流的成果。塔里木沙漠公路的建设者们“聚沙成塔”、攻克世界级筑路难题的勇气、智慧和创造性，中国海洋地质工作者们奋力投入世界海洋开发的“蓝色战争”、通过艰苦劳动终于使我国获得世界第五个“先驱投资者”资格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河北宾馆的改革者们勇于更新观念、在艰难的市场竞争中为国有大中型企业闯出了高速发展道路的志气和活力，北京西客站的建设者们敢打硬仗、忘我拼搏的牺牲奉献精神，都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这些作品中，少则有十几个、几十个，多则有上百个有名有姓的人物、生动感人的故事穿插其间，在这些可亲可敬的人物和详略有别的故事中，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大时代的音响，新生活的乐章，领略到了劳动者的自豪，创造者的胸怀，体会到了当代中国人民卧薪尝胆、步履坚实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坚定信心和无穷力量。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一是视野开阔，把被报告对象放到中国的变革、世界的竞争中去观察思考；二是材料翔实，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来状写令人瞩目的奇迹被创造出来的历程，因而既令人信服，又具有充分的认识价值乃至于史料价值。 96年“主旋律”作品的另一大部分是以人物个体为描写报告对象的，值得提到的有描写解放军某坦克旅长邬援军的《没有掌声的征途》（作者江宛柳，载《昆仑》96年1期）、描写老将军孙毅的《长者之风》（作者李卫平，载《十月》96年5期）、描写大连市市长薄熙来的《一个人与一座城市》（作者白描，载《国际人才交流》96年10、11期合刊）、描写保定一棉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马恩华的《感恩中华》（作者张国明、曾守平、李景田，载《当代人》96年4期）、描写解放军某给水工程团长李国安的《生命甘泉的追寻者》（作者李钧，解放军出版社96年6月出版）、描写江铃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敏的《江铃风景线》（作者胡平，载《当代》96年1期）、描写前海军航空兵司令员顿星云的《顿星云将军》（作者杨肇林，海潮出版社96年8月出版）、描写烧伤专家黎鳌的《解读黎鳌》（作者余戈，载《昆仑》96年6期）、描写武汉市武昌区信访办主任吴天祥的《心之桥》（作者绍六，载《十月》96年4期）、描写长庆石油勘探局长史兴全的《史兴全与企业家的“T型结构”》（作者陈德宏，载《中国作家》96年4期）。这些作品的主人公职业不同，秉性各异，作者则十分善于抓住主人公的个性风采，刻画他们作为时代之子的形象。《一个人与一座城市》中详细描写了薄熙来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时，组织人力搜集了诸如“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之类的“新民谣”编辑成书，寄送给中央及省市各级领导这样一件事；《感恩中华》中则简略地记载了马恩华在父亲病危时出差、在父亲病故后三四个小时即办完了丧事等许多小故事。在薄熙来，是忧国忧党，坦坦荡荡；在马恩华，则同样是忧国忧党，却怕人送礼坏了风气。这两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个人风格迥然有别，却都使人过目难忘。 这类作品的佼佼者，当属王家达的《敦煌之恋》（载《当代》96年4期）和沈治平的《赤子情怀》（杭州出版社96年10月出版）。《赤子情怀》以质朴取胜，通篇以事实说话，笔触亲切明快，把“活着的孔繁森”陈金水同志三次进藏、献身高原气象事业33年那善良敦厚、任劳任怨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古人言：“读《陈情表》不落泪不是孝子，读《出师表》不落泪不是忠臣”，那么也可以说，稍有良知的人读到《赤子情怀》，便不可能不落泪、不感动。这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真诚拥抱，作者在深深理解了自己的报告对象后，去除一切雕饰、议论、抒情，以质朴的笔写活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时代英雄。《敦煌之恋》则是精雕细刻、文采粲然的，作者刻画敦煌艺术的开拓者、研究者、守护者、发掘者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李正宇、席臻贯的形象，工笔彩绘，细腻入微，深情溢于言表，语辞十分讲究。敦煌艺术的迷人魅力、永恒价值和世界性影响，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对祖国艺术瑰宝的热爱、忠诚乃至于生死恋情，通过作者那以人带史、富于表现力的笔触，读来使人如醉如痴，流连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