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三代诗”的本体意识

      内容提要：该文认为，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诗”，是真正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写作，其根本在于它给诗歌乃至文学提供了一种关于“本体”的观念，从而开辟了一个本体论的时代。正是在此意义上，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诗就是诗”不是同语反复的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它本质上揭示了一种新的诗学态度：诗就是诗自身，而不是工具或它之外的别的什么，它是以语言形式对生命或事物本真存在的最初的命名，具有存在与语言同构一体的本体特性。就存在本体论而言，它表现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事物感，力图避免和消解文化、逻辑与主体理念的遮蔽而回到生命和事物本身。因而，它尤其注重生命和事物的“此在”状态以及体验、呈现或行为过程，表现了我们时代一种新的感性倾向和过程意识。就语言本体论而言，它强调与生命或事物相关联的语感，拒绝象征、隐喻和变形，坚持语词的指物性或及物性，力求在“语言言说”中进入本真的生命和事物。

      “第三代诗”作为一种开放的并渐次生长着的诗体形态，虽然至今仍不能说它已经趋于完结，但它毕竟正在成为传统而汇入诗的历史之中。因而，当我们今天再次面对和返观“第三代诗”的历史情景时，至少可消解先前那份置身其中的最初的惊奇、无奈以及或褒扬或贬抑的情绪因素，而得以客观地理智地去审视它、阐释它或给予某些价值的认定。当然，给“第三代诗”一个适切的历史定位，或许还需要时间和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返转身去，仅仅等待那双无形的历史之手的裁定。历史不过是一个绵延着的时间过程而已，事实上，我们时代的认定也是历史认定的一个不可逾越的环节，因而，我们有责任站在历史的某个视角，作出我们时代所能有亦是所应有的种种陈述。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本文试图从文学发展史的向度，切入“第三代诗”的文本形态和诗学结构之中，从而揭示出它给诗坛乃至整个文学带来的某种新的艺术质素。

      在我看来，一部文学史应该是不断陌生化的历史，而“文学史意义上的写作”，应该是于传统之外，提供一种新的文学思想、艺术形态或者因素。“第三代诗歌”可说是一种真正的文学史意义上的诗歌写作，其根本在于它给诗歌及文学提供了一种关于“文学本体”的观念。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人们开始意识到：“诗就是诗”才不至于是一种无意义的同语反复和游戏，它本质上揭示了一种新的诗学态度：诗即是诗本身，而不是它之外的别的什么。一种真正的文学本体论思想正是由此而源始和确立的。先前的中国文学，即便包括现代主义的实验性写作，也大多是以认识论作为主旨的，其目的和功能在于如何去认识和评价生活，如何在接受域内产生一种教化和训导效应，并以此作为作品结构、叙述或意象、语式生成和组构的核心及焦点。一部作品的价值首先不在或者根本不在本文自身，而是在它之外表现了一种怎样的思想意识形态，揭示了多少认识生活的所谓真理和途径，而读者又能从中获得多少教益和现实指导意义？作品仅仅被视为一种工具，是可以于获得它的实质之后随意弃置不顾的。比如在“第三代诗”的近景朦胧诗那里，作为一种现代审美思潮，其根本所指仍是在本文之外的主体理性和社会批判层面，因而，对生存的揭示也仅仅在其认识论的意义和价值深度，依然缺失一种诗的本体意识。新一代诗人已开始意识到，这种被称作诗的东西，似乎始终是在诗之外的，诗人亦在诗外驻足、游荡，一经觉醒，自然便有着一种返回诗性本原的冲动和吁求，于是，一种诗的本体意向便渐次滋长起来。面对诗歌，诗人们开始发出诘问：诗究竟是什么？它难道仅仅是提供一种认识生活、评价生活的载体和工具吗？在他们看来，这显然不是诗的本性。诗不是诗之外“所指”的那个价值深度，不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或文化与伦理的宣谕形式，因为诗就是诗本身，是诗之所以为诗的具有本原存在形式的“诗自体”。一方面，它与生命或事物的本原存在有关，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语言形式，它是以本体为主旨的以语言形式显现的存在本身，因而具有一种存在与语言同构一体的本体性特征。

      由此看来，“第三代诗学”的本体论，既是以生命或事物的存在为本体的，又是以语言形式为本体的。就存在本体论而言，它首先表现为一种自觉的生命意识的勃兴。这种非理性的感性存在形式是对理性自我的反拨与悖逆，它标志着新时期以来人的又一次凯旋与拓进。如果说“自我”作为朦胧诗所表现的最初的人本或主体性形态，曾经第一次真正地揭示了人走出群体之后所享有的那份高度自由和权力，即人所持有着的自主认识、把握甚至主宰世界、事物及周围一切的特权，那么，生命则是在人的主体性神话或者说自我的神话破灭之后，人的又一次真正的回归与还原，即回归到本来的自己，还原到生命。人类似乎应该确立这样的信念：人终究不是万能的，他并不能主宰一切，甚至也不能主宰自我，他首先是置身在世界中的感性存在着的生命形式。这种生命意识自然是在生命与文化、感性与理性相对立的情境中被确立的。第三代诗人似乎普遍存有一种对抗文化传统的叛逆情绪，他们不情愿纳入文化预设的制序和模式之中，也不愿过多地接受传统的预制和洗礼，他们相信一个不受既有的文化、理论和体系浸染的人，一定是一个焕发着自由创造活力、充满着无限可能性的生命体。因而，回到生命便是拒绝文化而返回创造的本原或本原的存在之根。这种以生命为本的存在本体论诗学，自然十分关注“此在”的生存状态、原生相的生命情态与充满生命意味的感觉和行为，并由此确立了我们时代一种新的情感和时间观念，即所谓“新感性”和“过程意识”。人说到底是一种感性的存在物，因为他首先在这个世界中存在，并感受着、欲望着、行动着，当然他也有思想、有理性，但这些并非存在的本原，因为理性只是在感性之后并由它投入或遗留在历史中的积淀物，它能使人敞亮，但更能使人遮蔽，除此并不能说明更多的什么。理性时代过于看重理性就如宗教时代过于看重上帝和彼岸世界一样，事实上只能以牺牲现世的生存为代价。比如宗教总把尘世中的人仅仅看作短暂瞬间里的匆匆过客，他最终要抵达上帝身边，做个永恒乐土的臣民，这才是人的终极价值与归宿。理性主义者把诸如感性与理性、此岸与彼岸、现在与未来、现象与本质、过程与目的等二元对立的天平总倾向于后者，似乎人在现世的感性生存仅仅是为了寻找一个结果或达到一个目的似的。事实上生命不过是不断绵延着的感觉过程，它不会以某一个终点作为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意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此时此地”绵延着的感觉过程是生命的本相和存在状态，也是诗人生命本体论的根本之所在，这在韩东、于坚那里都曾有过精到的表述。正是由此，第三代诗人才真正回到了感性，回到了此岸，回到了现在，回到了现象和过程之中，让生命自身呈现与言说，在体验与描述中，真正揭示了生命存在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