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最初几十年的英国诗人们曾经对表现大自然热衷到一种痴醉状态，以致于勃兰兑斯说它“创造出一种支配着整个文学界的自然主义”[①a]。20世纪初，美国则出现以杰克·伦敦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潮流，发出“野生的呼唤”，呼唤回归大自然和被人类社会扼杀了的自然属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出现了海明威这样的自然主义作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学界也出现了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自然崇拜，这种崇拜广泛地体现在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等众多的作家笔下，其中以自然山水诗人尤甚。当然，它本质上不同于英美的自然主义。新时期中国自然山水诗人的大自然崇拜，不仅有它形成的特殊原因和特殊内涵，而且是以特有的情感和特定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概而言之，诗人们在加入世界“大自然崇拜”这个主题大联唱的过程中，既不简单地否定先哲又不痴情地迷恋传统——一代成熟的作家已不屑于机械地谈论借鉴与继承、突破与超越了，而是把根基牢牢置于现实生活的土壤里，试图在恢宏阔大的地理空间内寻找人类与大自然交往的艰难历程，获得若干关于人类生存方式和生命意识的感悟与思考，从而建立起一种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 大自然孕育了人类，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然而，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类却往往忽视或忘却了它深厚的恩泽。为了实现自己贪婪的欲望，人类曾无休止地征服自然，或者由于昏聩、愚昧，对大自然粗暴地进行践踏和蹂躏，以至使它瘢痕累累，满目创伤。新时期的诗人首先是从这里入手而结识自然的，因而作为人与自然的一种最直接的关系，便是用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揭示人对大自然的种种“不敬”行为，并对这些行为以及所带来的恶果表现出深切的忧思。看看作家笔下的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吧：名胜“滇池”曾以“五百里浩淼的烟波”“将千年兴衰的历史淘尽”，然而眼前的事实却是：“那日夜浸入的污染浊流”，时刻在腐蚀着他的“肌体”（纪鹏《题滇池》）。由于“昨夜一场大火”（文革）的折腾，中外闻名的大明湖变成了“一汪不流动的死水／冷清清，只有几片枯叶在凄风中飘舞”（孙静轩《大明湖》）。傅天琳笔下的长在七层塔顶的黄桷树，由于缺少土壤、同伴（树林）等必要的自然生存环境，只能在“砖与灰浆的夹缝里”求生存，活得十分艰难和“别扭”，但它暂时“并不会死去”，“它在不断延伸的岁月／把孤独者并不狐独的宣言／写在天空”（《七层塔顶的黄桷树》）。这显然是一个象征，一个寄意深远的关于人类现实生存环境的象征。最后的感慨难道不是对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不协调关系发出的长鸣警钟！侯书良的山水诗集之所以命名为《骚动的山水》，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令人悲哀的一面引动得他骚动不宁，在《泰山笋城忧思》中，他不仅为“喊得石笋心颤”的纷乱的现实环境而忧思，而且更为它的前景担忧，“用不了数千年，／笋城将被夷为平地”，因为我们有比刀斧还凶的“灯红酒绿的华宴”。《龙虾的悲剧》更以一种深广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人类无休止地捕杀弱小生灵的行为表示愤懑：“渔者的笑，／在于下网的不空”，人类有时表现得多么荒诞和残忍！ 无可否认，人类是在不断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成长的，改造自然的斗争构成了人类进化的主要特征，改造自然的程度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发达状况。现今，人类已成为主宰地球的最为有力量的生物。但是，人类常常因急功近利而失去应有理智和谦让，对大自然的无休止的索取乃至粗暴地糟蹋、掠夺破坏了生态平衡，这已引起了大自然的报复和惩戒，一系列因此而来的生存困境正或近或远地威胁着人类。诗人们从这里入手来提出问题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上去似乎短浅，但却是一种最积极最现实的人生态度。这将令人醒悟一个熟视无睹的事实：大自然的破坏亦即人类自身的破坏，大自然的死亡亦即人的死亡。在中国古代作家的眼睛中，山水自然几乎全是诗意的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一种单纯的审美关系，很少是一种生存关系。新时期的诗人们弥补了这一缺憾。他们通过自然现象来表现人的生存困境，审视人类自身的行为，是在经历了现实的刺激、尝到了历史的苦果并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之后才获得的。 人虽非大自然的奴隶，但也不是主宰自然的上帝。人在自然面前应当有所节制，有所禁忌，这是新时期不少诗人所获得的共识。因之，他们不仅写了人类对大自然的不敬行为以及沉痛的忏悔心情，渴望大自然能够允许人类用悔过的泪水冲洗掉昨天对它所犯的罪恶，而且以一种近乎宗教式的虔诚表述自己回归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重新探讨“天人合一”的内涵。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人与自然基本上是和谐一致的。但二者在何种程度上、何种意义上、采取何种方式取得一致？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将自然山水与人的德性、志向联系起来，视自然为人类可以理解的知己力量，这无疑使山水意识从神的祭坛上解脱出来。然而就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而言，大自然只是文人隐遁和游乐的场所，或者说，当人出于某种精神好尚需要自然时，才想到大自然的用处，才会亲近自然，否则仍可以忘却甚至破坏自然。“果丛药苑，桃蹊橘林。捎云拂日，结暗生阴。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间之芜杂”[①b]。这实际上还是强调对自然的审美的利用，人对自然是一种赤裸裸的有用性的占有。同时，由于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自然山水诗人们大多力主清虚空寂，不主张展现个人主义，因而“从来就不曾把宇宙纯粹作为展现其自我的舞台或背景”，更“见不到生命化的意象”[②b]。新时期的诗人们摒弃了这种狭隘的自然观，在对人自身的生存和人的生命自身的关注的基本视角下，大多从人是自然之子这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体味大自然所提供的甘露琼浆，探讨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意义，以及对人类生存的可能性所提供的某些契机。这对传统的自然山水观念无疑是一种根本性的超越。例如，蓝疆的山水诗集《烟花三月》第一首诗开明宗义地唱道：“一级坚实的石梯，／涌动我一次／美美的情绪。／我便这样，／在一种情绪涌动的波涛里，／一步一步走向你。”（《我登中山陵》）这既是诗人亟盼投身大自然的真诚表白，也是诗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生命律动的真实表现。在诗人看来，自然山水是养育我们民族的摇篮，是供给华夏子孙休憩的眠床，当自己有机会跨出狭小的办公室而接受“月亮的晶莹”、“太阳的热情”、海的“清醇”等“珍贵请柬”的时候，怎能不由衷地感到一种“美美的情绪”在自己的血管里波翻浪涌呢？生命力由此得到一种恣情恣意的舒展。晓雪的舒展是在与大自然相偎相依中获得的：“采了一天的茶，／我睡在苍山的怀抱里／睡着了，睡得那么香；／我梦见／苍山就在我的怀抱里……”（《爱》）。晏明1987年以76岁的高龄冒险登上海拔五千多米的长江源青藏高原时，在大自然的律动中也感到了生命力的生生不息：“我全身沐浴着沱沱雪浪，／各拉丹冬的鲜血涌入我的血管，／心脏在各拉丹冬峰巅跳跃翻滚。／……”于是，自己在接受了“冰雪与风暴的洗礼”之后，获得了生命的“又一次诞生”（《我又一次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