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女性意识也开始悄然萌生。尽管这种萌生完全处于不自觉状态，但也正由于这种近于无意识的自然流露，可以看出社会发展变化对女性文学的制约及影响。本文力图通过以女性为主角并且注重审视女性心理特征和生存境遇的女性写作，去探索、思考这一时代女性文学的特征，也通过这些作品去发掘我国女作家具有什么特殊的女性意识，并以此对新时期女性文学进行宏观、历史及理论的把握。 “男女平等”神话下的选择与困惑 无庸讳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千千万万的女性走上社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女性的基本生存权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就获得了彻底解放。男女平等的法律权益，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异。这种差异基于生理，源于历史，逐渐成为当代触目的社会问题之一。其中对女性来说最为突出的就是家庭和事业的矛盾，“女人的天职”与“为人的主权”之间的矛盾。新时期女作家最早最集中也最具代表性的反映这类矛盾的作品首推张洁的中篇小说《方舟》。《方舟》戳穿了以往笼罩在我们生活中“男女平等”的神话，小说对于女性生存困境的揭示令人深思。 对于传统女性来说，家庭往往是囚禁她们的牢笼，是衡量其价值的永恒标准和出发点，同时她们也往往沦为丈夫淫欲的奴隶和生孩子的简单工具。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妇女解放的首要一步总是“打出幽灵塔”，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也总是对父权、夫权的否定与反叛。《方舟》中所描绘的三个女主人公的丈夫，不是把妻子当作生孩子的机器，就是把妻子当作性的对象，或是把妻子当作自己的花瓶。张辛欣的《同一地平线上》的“他”不满于“她”的努力，只“需要她温顺、体贴、别吱声、默默地做事，哪怕什么也不懂”。而《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的那个导演不也因为不满意女主角的粗线条和过于强硬的性格才离开了她的吗？可见社会革命虽然铲除了滋生封建意识的经济土壤，但却很难改变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基于这种情况，她们毅然决然地冲出了家庭。虽然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会发生如鲁迅笔下子君那样的悲剧，然而她们依然不幸，这种不幸是因为旧有生活方式规定的性别角色与新的主体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所产生，是觉醒的女性意识与滞重的社会意识错位所引起，是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旧观念与先觉者超前的新思想、新追求之间无法同步的矛盾所造成。精神的自由与行动的不自由，理想的高扬与现实的制约，觉醒着的人和不成熟的历史条件，这里正有着构成悲剧基础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而女作家对这种自身处境的表现与揭示，无疑隐秘地表现了对“男女平等”的质疑与否定，同时通过女性一己的遭际和苦闷的描写，也折射出整个民族和社会以及意识观念所面临的变革。 与那些美丽、温柔、贤慧而又无私的被男权文化臆造出来的“永恒的女性”不同，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往往是外表强悍、粗糙，没有任何女性魅力的角色。如那个同孟加拉虎一般与男性争高低的女导演（《在同一地平线上》），还有口出村野之语，作风大胆泼辣的女理论家（《方舟》）……这些女性不愿接受男性社会对其性别角色的规定，她们想证明“她们是什么”而不是听从“她们应该是什么”的男性指令；她们不想凭姿色取胜，而是要凭知识、智慧在男女两性的斗争中占一席之地。无疑，这种心理反映了女作家对自身的维护和强烈的自尊、自信、自强精神，但同时也反映了女作家自我认识上的偏颇和局限。这种局限一方面使女性将自身的主体意识断送在似乎是平等的“人”的概念中，同时也使她们的创作很难突破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观念。 英国文学评论家乔·刘易斯在谈到英国的女性文学时指出：“迄今为止，妇女文学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模仿文学，这是出于一种非常自然而又极为明显的弱点：妇女在创作中总是把像男子一样写作当作目标，而作为女人去写作，才是她们应该履行的真正使命”[①]。无疑，这种认识是深刻的，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的女作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这点。尽管时代的大潮推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这种觉醒是被动的、不自觉的。她们的女性意识仍被一些虚幻的甚至是美妙动听的虚假意识所遮蔽，她们的视域的大部分仍重叠在男性主流意识形态的阴影后，她们尚不是独立于男性主体之外的另一观察主体，她们常常倾向于概念上的人的自觉，而忽略、轻薄女人的自觉。 这种状况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个性意识的进一步张扬而得到明显的改变。从而女性文学也开始由偏激走向冷静，由主观走向客观，由幼稚走向成熟。 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 在《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中，王安忆曾这样说过：“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②]文学既然是“人学”，那么，它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就无法回避这个源于人类心理和生理本能的生命现象。女作家对此的关注既是自然而然的，又有其进步意义。不同于男作家对性的政治性、社会性关注，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作家更注重性之于人生，之于女人的重要意义。王安忆的“三恋”正是以性爱为聚集点，集中透视在纯粹的情与欲的纠葛中，人，特别是女人本体的生命意识和文化内涵。 在《小城之恋》中，王安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女人经过热烈情欲的骚动与洗礼后，在母性的皈依中圣化自己，达到对男人、对本我的超越，充分表明了王安忆对性爱之于女性人生重要性的一种深刻理解；在《荒山之恋》中，作者同样洞穿了许多女子为不配她们那样挚爱的男人去牺牲去奉献的心理奥秘，因为“女人爱男人，并不是为了那男人本身的价值，而往往只是为了自己的爱情理想”；在《锦秀谷之恋》中，王安忆把女主人公在婚后重新渴望浪漫激情又自我幻想自我陶醉的心理，剖析得淋漓尽致。女性在性爱面前比男性更注重、更强烈需要的不在于性本身，而在于一种关系的体悟，是一个只有女作家才可能有的理解与体悟。因此，尽管王安忆没有高擎着女性主义的大旗去从事创作，尽管她对女性的探索，掩盖在对“人性”的探索之中，还没有明显的女性视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女性批评的角度来阐释她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