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8)12-0060-24 一、引言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亚太地区产生了“竞争性多边主义”的新概念。与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主导的“多边主义1.0”不同，这一波“多边主义2.0”浪潮是由非东盟成员通过建立新制度或重振现有制度而掀起的。2009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提出建立亚太共同体；同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Hatoyama Yukio)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2013年，韩国总统朴槿惠(Park Geun-hye)提出了“东北亚和平与合作倡议”以加强该次区域的安全合作；同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在亚洲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的大规模投资和诸多金融举措。2015年12月，尽管遭到美国的反对，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还是与57个潜在的创始成员成功建立合作关系。 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领导下的美国也在2011年正式加入东亚峰会，积极参与“多边主义2.0”的浪潮。此外，奥巴马政府还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发展。TPP是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多边贸易集团，12个成员最终在2015年10月达成协议。尽管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后决定退出TPP，但他为美国争取“更好的贸易协定”的声明代表了类似的竞争导向，预示美国将继续发挥作用。此外，从2017年起，特朗普开始大力推动印太战略，通过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及印度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推动“小多边(minilateralism)”模式。总体来看，美国正在通过多边和小多边的形式来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① 通过对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多边主义2.0”的评估，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具体的研究问题：为什么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后，众多大国纷纷选择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多边主义2.0”浪潮?为什么在“多边主义2.0”的浪潮中，每个国家实行的“多边外交”策略又有所不同?比如，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亚投行等多边外交行为倡导包容性，而美国奥巴马时期的TPP及特朗普推动的印太战略则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另外，鸠山由纪夫倡导建立的东亚共同体、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以及朴槿惠提出的“东北亚和平与合作倡议”都具有强烈的地区主义色彩。当然，因为国内政治原因，这些倡议不是过早夭折，就是后继无力。本文认为，区域内逐渐增加的战略不确定性和日益加深的经济相互依赖这两个体系层次的变量促使亚太各大国寻求制度制衡(institutional balancing)，以便在秩序转型时期占据竞争优势地位。然而，根据在秩序转型中的不同“角色定位(role conception)”，每个国家又选择了不同的制度制衡战略。这包括包容性制度制衡、排他性制度制衡以及制度间制衡。② 通过结合国际关系中的制度制衡理论与外交政策研究中的“角色”理论，本文提出了“角色平衡”理论。其可以解释为什么亚太各国会在“竞争性多边主义”时代采取不同的制度制衡战略。国际金融危机后“多边主义2.0”的出现是各国在面临潜在国际秩序转移过程中纷纷采取制度制衡的外交战略的必然结果。由于各国采取不同的制度制衡战略，重叠的多边制度很可能成为亚太地区的“新常态”。这一进程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它将使亚太地区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转型变得更为和平，而非更加动荡。 二、关于亚太地区竞争性多边主义的既有解释 “亚太地区的多边主义”并非世界政治中的新鲜话题。自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各类多边制度激增，这标志着该地区“多边主义1.0”的形成。以东盟为中心是“多边主义1.0”的一个显著特征。1994年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是唯一包含世界所有主要大国的安全论坛和对话机制(欧盟也作为机制成员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年会)，成员数量现已扩大到27个，被认为是“多边主义1.0”进程的最高峰。东亚峰会是“多边主义1.0”的另一个例子。东亚峰会被认为是东盟“10+3”机制的扩展版，其同样以东盟为主导，美国和俄罗斯均于2011年加入该机制。尽管这种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因其低效率和缺乏成果而招致广泛批评，但并未影响东盟在20多年的时间里牢牢占据“领航者地位”。③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亚太地区出现了“多边主义2.0”的新浪潮。与20世纪90年代以东盟为主导的“多边主义1.0”不同，第二波多边主义浪潮由非东盟国家主导，以建立新制度或重振现有制度为主要方式。其大致具有三个特点：首先，“多边主义2.0”由美国、中国、日本等大国或澳大利亚、韩国等中等强国推动，主导国不再是东盟。其次，在处理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及经济问题时更为全面，同时在地缘上更强调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而非东南亚。最后，它与“多边主义1.0”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双边联盟和小多边合作等其他形式的安全组织共存、竞争和互动，共同塑造着亚太的区域秩序。 一些学者提出了“竞争性多边主义”或“多边主义2.0”的概念。朱丽亚·莫尔斯(Julia Morse)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将“竞争性多边主义”定义为“国家、多边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使用现有或新创建的多边制度来挑战现有多边制度的规则、实践或职责”的情形”。④与此类似，卢克·范兰根霍夫(Luk Van Langenhove)认为，“多边主义1.0”正在向“多边主义2.0”转变。其主要特征是：(1)多边组织的多样化；(2)非国家行为体(如次区域和超国家组织)的重要性日益增加；(3)政策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增加；(4)公民参与的空间越来越大。⑤此外，一些学者还倾向于用制度过剩、制度重叠或制度复杂性等概念来描述地区内各种制度竞相出现的现象。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