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十年代是工农革命运动兴起和民族救亡意识高涨的时代，同时也是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还很强大、很猖獗的时代。作为“五四”文学反封建主题的自然发展与历史延伸，三十年代文学反封建主题最富有时代特色的变化是，左翼作家顺应时代潮流，将反封建主题置于阶级解放与民族救亡的全部现实要求下进行开拓，从而使新文学的反封建主题从与个性解放主题相伴相生、如影随形的阶段发展到与阶级解放、民族救亡主题交叉融合、颉抗纠缠的阶段。“革命文学”一经提出，左翼作家便从阶级解放和民族独立的角度着眼，希望文坛有比“五四”更强有力的反封建文学创作出现。这种反封建文学，“必然地要去进一步的取得无产阶级的立场，暴露封建势力的罪恶，指出这种力量怎样的与帝国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相勾结和妥协，作了他们的工具，怎样的凭借着宗法社会的观念去利用落后的民众，以阻碍革命的发展，同时也指示出封建势力必然崩溃的最近的特征，盘据在农村的封建基础不摧残是革命的最大的障碍，以及封建势力肃清后必然产生的社会主义的前途……。”[①]“左联”成立以后，也将“去和大众自己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斗争”[②]当作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重要任务。直至抗战前夕，上海剧作家协会在《国防戏剧纲领》里，一方面号召作家开拓反帝抗日的文学主题，一方面又提醒作家“须认清残余封建势力是中华民族解放的障碍力，因此，在反帝斗争的当前，必须同时作反封建的斗争”[③]。可以说，三十年代作家从阶级解放和民族救亡的现实要求出发发出的反封建的呼声同现代中国革命的进程保持了高度一致。 从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条件——包括经济基础、政治环境和普遍的精神状况出发，寻找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得以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描绘人压迫人、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残酷现实，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反封建主题的主要内容。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从普遍的人道主义出发，“五四”先驱曾猛烈抨击了封建的思想和制度，为新文学的反封建主题确立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但是，由于受时代条件的囿限，当时的大多数人尚不能清楚地看到并说明产生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基础。工农革命兴起，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广泛传播，为三十年代作家的反封建斗争提供了更成熟的时代条件和更锐利的思想武器。三十年代的进步文学界，敏锐地认识到了封建主义得以产生和稳定的根源和土壤，是少数人占有多数土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韵英不仅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中心问题”，而且指出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亚洲式的专制制度”相适应的中国生产方式“主要是手工农业，与手工业生产”[④]。马子华也曾一针见血地说：“封建制度是更深的表现于那特有的土地生产关系上”[⑤]。把土地占有制度同封建制度联系起来，将它视为封建制度更深的表现，应当说，是比“五四”时期吴虞、傅斯年、李大钊将家族制度视为封建专制制度的“万恶之源”更接近于问题的本质了。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对“五四”文学反封建主题的一个深化和超越，是对反封建政治革命和反封建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进行了最初的文学描绘。蒋牧良的《三七租》、林娜的《土地》、马子华的《他的子民们》等作品，既写出了中国农民没有土地的痛苦，也写出了他们对于土地的渴求。《三七租》形象地揭示了地主和农民间基于土地租佃关系上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马子华笔下土司之于他的子民们的权威，同样建立在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公平关系上。农民运动从减租减息的斗争进而到夺取政权和土地的斗争，在三十年代已成为无可避免的事实。洪灵菲的《大海》、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等作品，紧握住历史变动的这种新动向，对农民基于土地要求上的革命的自觉性和自发性作出了及时的反映和描绘。《咆哮了的土地》中，革命初起时，老年农民王荣发的最初反应是“什么革命不革命，不是我们种田人的事情”，青年农民王贵才则说：“——爸！革命军主张减租呢。主张……土地革命……减租……于我们有好处。我们应当……”。这就真实地描绘出了三十年代农民普遍的精神状况和全然不同于“五四”时代的父子冲突。王荣发、老通宝等老年农民，由于饱经生活磨难，其性格以忍耐和顺从为最大特色；王贵才、水生等青年农民，由于初生牛犊不怕虎，也由于求生意志的驱使，更容易萌发出将剥削阶级打翻在地的要求。《咆哮了的土地》等革命文学和《春蚕》等社会剖析文学，通过对青年农民的愤然崛起和老年农民的最后觉悟进行文学描绘，对帝、官、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行形象解剖，敏锐地把握到了现代中国反封建革命的历史趋势，并展示出了工农的崛起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震撼与动摇。从这些作品里，人们看到，正是无数农民的自我觉悟和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奋起抗争，使现代中国的反封建由单纯的思想革命的阶段进入到实际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阶段，工农大众要求土地和经济平等的斗争开始动摇封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从新文学反封建主题的发展历史看，左翼农村题材作品无疑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与《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等作品间，架起了继往开来的桥梁。 二 当左翼作家从阶级解放与民族救亡的角度开拓着文学反封建的新命题的同时，巴金、曹禺、老舍等革命民主主义作家则继续沿着“五四”作家的足迹，以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民主主义意识为自己的观念基础，拓展和深化新文学的反封建主题。 巴金、曹禺等作家，首先塑造了有血有肉的封建家族和家庭中的家长形象，从而将东方专制制度的蛮横、冷酷和伪善形象化了。封建专制家长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可以凭借家族血缘关系对子女、妻妾进行不受约束、漫无边际的控制、管理和处罚。白薇《打出幽灵塔》中的胡荣生和巴金、曹禺笔下的高老太爷、周朴园、焦阎王正是如此。《家》中，高老太爷的意志就是最高的权威和法律，他所需要的是绝对的服从和执行。周朴园作为一个具有资本家身份的人，灵魂里却并无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自由、民主思想成份。“他的话，向来不能改的，他的意见就是法律。”《原野》中，焦阎王虽死，其专制、横暴、残忍的幽灵仍在，并通过焦母达到对焦大星和“干儿”虎子的控制。正是焦母及焦母所代表的封建家庭礼教，将焦大星塑造成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不能独立的废人。“五四”作家虽然也曾塑造了讲礼教的封建专制家长形象，并定下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⑥]的思想基调，但当时的人们似乎更留意于与礼教相对立的“自我”形象的刻画与塑造，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和专制制度的代表者的刻画还显不够。高老太爷等有棱有角、有血有肉的封建专制家长形象的出现，无疑丰富了二十世纪反封建文学创作的人物画廓。 在刻画“吃人”的封建家长形象的同时，巴金、曹禺等还塑造了“被吃者”的形象。“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⑦]中国的家庭专制制度也是如此。在无数个高公馆、周公馆里，家庭专制制度所具有的全部残酷性、虚伪性和腐朽性，无时无刻不在吞噬人的肉体和灵魂。蘩漪一到“地狱似”的周公馆，灵魂便死了，她追求着做一个人却最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活着的女人”。被觉慧称为“狭的笼”的高公馆，不仅吞食了善良而忧郁的梅表姐，而且借敬老的名义，以封建家长的僵尸扼杀了活生生的瑞珏。至于觉新，其作为“中间物”的悲剧形象，更说明了封建礼教和家庭专制的“吃人”，更多的时候是以无声和无形的形式进行。 巴金、曹禺等作家，还塑造了封建专制家庭的叛逆者的形象，从而宣判了封建家庭专制制度及与之相配套的思想意识、人伦观念、道德传统的腐朽性及其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大胆而幼稚的觉慧，以“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激励自己冲出了封建家庭的门槛，走了一条与觉新“作揖主义”全然不同的路。蘩漪，一个争取做“活着的女人”的人，虽然由于生活环境的囿限，最终未能将自己的幸福争过来，但正是蘩漪充满个人主义精神的反抗，使周朴园维持“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的梦想毁于一旦。可以说，从觉慧、蘩漪等人物形象身上，人们呼吸到了“五四”个性解放精神的清新气息，也倾听到古老的封建专制家庭大厦在自由、民主等现代意识冲击下呼啦倾倒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