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台湾新文学“打下第一锄、撒下第一粒种子”的赖和，是台湾最早以白话文写小说的作家，其创作带动了台湾新文学运动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他的小说的思想涵蕴，包括殖民统治下的反抗精神，对封建社会的陋习提出改革的期许，在法律不公背景下小民的自觉，以及同情、关怀劳苦大众的悲天悯人的胸襟等，成为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重要母题；而他辛辣的嘲讽笔调、写实的方式也深远地影响了后起的作家。本文着重论述赖和小说的写作技巧，针对其叙事的观点、人物的刻划、写实的风格、艺术的特色等，分别加以论析。 一、叙事的观点 所谓叙事观点即小说作者选择该由什么人、用什么口吻来叙述故事。其主要的目的有三：一是使小说的内容可信度增加。二是使焦点集中，提高文学的表达力量。三是便于刻划人物。因此叙事观点的选择与运用，是小说的最大特色，也是最高层次的技巧。[①] 一般小说的叙事观点。约可分为1.第三人称全知观点（全知观点）、2.第三人称主角观点（主角第三身观点）、3.第一人称旁知观点（旁观叙述者第一身观点）、4.第三人称有限全知观点（客观观点）、5.第一人称自知观点（主角第一身观点）、6.混合式观点等六种。 20世纪初期西方小说涌入日本、台湾之前，台湾的一些小说家，尚未有西方对小说中叙事观点的运用观念，而赖和的小说在形式技巧上自1931年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与进步，尤其在叙事观点上，虽未必多方运用，但似乎已注意到一些技巧，如1926年发表的《斗闹热》，即以第三人称全知观点的叙述方法，从场景开始：“清冷冷的……包围住这人间、市街。店铺前的天灯和电柱上的路灯，通溶在月光里。”叙述者像全知全能的上帝，居高临下，小说中每一个人的思想、活动，他都了如指掌。作者在小说中将个人的感情评断从人物中抽离，改以冷眼旁观的角度去叙述：“这时候街上的男人们，似皆出门去了，只些妇女们，这边门口几人，那边亭仔脚几人，团团地坐着，不知谈论些什么，各个儿指手划脚，说得很高兴似的。” 在日本统治下的小镇，贫苦的大众早已让生活失去了生气，一次偶发的事件便“囝仔事惹起大人代”，而一边有些气愤不过的人，就不能再忍受下去了，“约同不平者的声援，所谓雪耻的竞争，就再开始。……一边是……遗传着有好胜的气质”。这种逞勇斗狠的性格，也正是赖和忧心的岛人性格。愚昧的人民被封建奴化的势力牵引着，使得“科派捐募，是不容有异议……”一位看似有学识的人说：“也是生活上一种余兴，像某人那样出气力的反对，本该挨骂，……不晓得顺这机会，正可养成竞争心，和锻炼团结力”，似乎只要“合官厅的意思”那就仿佛是无上光荣。而那些奔走其间的人“不是皆有学士有委员，中等学校卒业生和保正，不是皆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士？”一些迷信、封建的风俗习惯真是处处弥漫，无处不有。 《丰作》也是以相同观点叙述的小说，主角自信自己的甘蔗收成好，其他人也公认会有好收入，但卖给蔗糖会社时，却被剥削榨取，反应了无理制度的荒谬，殖民地经济掠夺的真相。《一杆秤子》中一个卖菜人的秤子本是正常，但偏被有权力的警察诬为造假而打断弃掷。《惹事》中借母鸡和小鸡惹的事，来嘲讽“大人”的愚蠢可笑，用母鸡的具象化来揭发现实。赖和以旁观者立场叙述事件的始末，不但客观且运笔自由，面面俱到，表现出作者的高度组织能力。 赖和的《蛇先生》、《善讼的人的故事》、《可怜她死了》、《不如意的过年》则属于第三人称主角观点，叙述者以客体身分作主观判断，引导读者进入小说世界，以了解小说中的人物而叙述者却置身事外，像观察员一样审视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交代人物之间的经纬。[②]《可怜她死了》的阿金因为税金沉重和生活的逼迫一再被卖又被包养，却因怀孕被同居人阿力哥遗弃，最后在河旁洗衣时被水淹死。小说细腻地描写了阿金迫于环境而屈服的心理活动，借着阿金的观点，领导读者进入其心灵世界，使读者能设身处地了解其境遇的悲凉可叹！《善讼的人的故事》以一个被雇在强占山地的富户志舍家的林先生为小说的主角。林为了一股正义感不惜和志舍反目，甚至具状告官，却因着“钱的能力大”被扣上谋反的大罪而坐监，却也引起了大多数穷人的激愤，喊声一起，县衙大门便被撞开了，“地方有了反乱，是关碍地方官的前程，这时候要保住做官的顶戴，只有对百姓让步，别无他法了。”林先生虽恢复了自由身，却对志舍宁可花钱供流氓巡山也不肯对穷人略施同情深感不满，又因受到众人的激励，遂有“不惜牺牲，要舍身干下去的觉悟”，后赴省城打赢了官司，解除了百姓的困苦。作者借由林先生个人的遭遇，描出当时社会“生人无路、死人无土、牧人无埔、耕牛无草”的悲惨面貌。在《不如意的过年》中，赖和以一个反面人物——日本警察查大人为小说的主角，透过其内心的思想与外在的行为，使读者能清楚地看到统治者的那副丑陋的嘴脸。 属于第一人称自知观点（即第一身主角叙述观点）的则有《赴会》一文。小说主角以“我”来叙述，“我”即是主角，除了叙述“我”所目见耳闻的人、事、物之外，更把“我”的情思感受、心理活动，直接且细腻地告诉读者，从而产生读者与“当事人”的亲切感。文中的“我”是一个准备去参加文化协会开会的知识分子，在车站搭车时，观察着一群各背着斗简的烧金客： 他们被风日所锻炼成的铅褐色的皮肤，虽缺少脂肪分的光泽，却见得异常强韧而富有抵抗性，这是为人类服务的忠诚的奴隶，支持社会的强固基础。他们尝尽现实生活的苦痛，乃不得不向无知的木偶祈求不可知的幸福，取得空虚的慰安，社会只有加重他们生活苦的担负，使他们失望于现实，这样想来，使我对社会生了极度厌恶痛恨咒诅的心情，同时加强了我这次赴会的勇气。透过了这一层描写，使以文化演讲为方法，以启蒙民众为己任的“我”，与烧金客产生了矛盾，去开会就是要讨论如何破除迷信，引进文明，而车站里的大部分旅客却是“斗简中满盛着金纸线香，还插有几杆小旗子，每面旗子各有几个小铃，行路时当当地发出了神的福音”。在作者看来，“他们是因为尝尽现实生活的苦痛，乃不得不向无知的木偶祈求不可知的幸福，取得空虚的慰安”，是不公不义的社会“加重他们生活苦的担负，使他们失望于现实……”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使“我”对社会“生了极度厌恶痛恨咒诅的心情，同时加强了这次赴会的勇气。”然而一般人却对参加开会的人存在些误解，甚至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只不过“三不五时开一个讲演会而已”。小说中的“我”所积极参与的文化会议也因有二派的争执，不相妥协而难有共识，最后不了了之。“我”也只有无奈地游名园，即景随兴，题诗作结。赖和通过似乎是自传体式的叙事观点，具体而微地说出了自己的思想题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