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我们的理论视野不得不在历史的长河中起起落落，总不免有一种苍茫感。尽管文学批评总是鲜明地体现出一种时代性，但是，这种时代性并不能保证批评的历史独立自主，他总是要受到意识形态、审美时尚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因而，对批评家的评价，也必须置于历史文化背景中，许多批评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引导性和独立性，但是，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批评的价值往往不能真正体现出来。文学批评特别追求及时性和时代性，这也就注定了一些批评的价值不可能太大。通常，一部新的作品诞生，批评继之而出现。在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史上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批评非常重视作品的轰动效应。一旦人们对作品的热情减弱往往批评也就显得多余。其实，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批评必须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学术性，不能因为作品已成了历史，就丧失了批评自身的判断力。正因为大多数当代文学批评家不能很好地解决批评的时代性与批评的历史价值之间的矛盾，因而，大多数批评在实现了其当代性职能后，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如何超越这种批评的困境，成了当代批评家的中心问题。 冯牧、阎纲和雷达这三位批评家在各自的批评时代都发挥了较大的影响。这三位批评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1）他们都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创作研究人员。从五六十年代至今，作家协会的创作研究人员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他们由于受作家协会领导，因而，他们对党的文艺政策和文艺路线的领会往往比学院派批评家来得迅猛。与此同时，由于他们的职业关系，他们与现当代中国的广大作家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而，对于新的创作动向和对新时代的创作倍感珍贵。因而这三位批评家在新时期的纵情歌唱也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2）他们以小说批评为主导，兼及文学理论问题。必须指出：冯牧、阎纲、雷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理论家，因为他们在理论上没有大的建树。但是，他们的批评实践敏锐独特，不愧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家。这三位批评家在小说批评方面极具影响力。冯牧以中长篇批评为主，非常注重长篇小说的批评。阎纲以中短篇小说批评见长，同时很注重对文学现象观照，他总是把新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放置于一种参照系中，给予某一具体作品以深入的评价。雷达以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批评为主。他的批评因为不断吸收新的理论，不断拓展新的批评观念，因而，雷达的批评探索，往往有着敏锐的洞察。总之他们始终与创作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的批评话语总是来得快捷及时。与学院派批评家相比，他们的批评总要快一个节拍。这也难怪，许多作品在未正式发表之际，这几位批评家往往能够先睹为快，对作品有一种直觉的把握。所以说，与作家保持联系的批评家和学院派批评家之间往往有着比较显著的差异。（3）他们大多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批评成名。雷达的情况稍有特殊。他于七十年代末进入中国作协，但在这之前发表的评论不多，影响也不大。冯牧与阎纲则有所不同。他们的批评在六十年代就有影响。冯牧的批评简短、明快、有力。阎纲的批评则宏阔、快捷、率直。六十年代，阎纲对中短篇小说的年度批评在当时颇有影响。可以说，这几位批评家之所以在八十年代初期发挥了重大作用，就是因为他们在六十年代就已对当代文学自身有比较深刻的把握，因而，六十年代的批评实践，以及对十年动乱时期的痛苦反思，无疑使冯牧、阎纲、雷达变得深刻成熟。个人思想的成熟，社会变革的反思，十年动乱的体验以及新时期文学的曙光足以唤醒他们的批评灵感和想象力。因而，他们实际上是转型期的实力派批评家。经历过岁月的严寒体验，无疑对新时代的阳光倍感珍贵。因而，这三位批评家在新时期的歌唱也就显得比较新颖突出。（4）冯牧、阎纲和雷达都是复活在新时期的批评家，他们在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只要通观一下冯牧、阎纲和雷达的批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批评著作几乎全都是文集，都是单篇评论文章的汇编。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作一些具体的分析。首先，由于他们始终关注新人新作。因而，他们的批评总是针对具体的作品而写的。每看到一部新的作品。他们就情不自禁地拿起笔，为这一新作品讴歌。在他们的新时期批评文本中，凡针对文学创作缺点的否定性批评往往大而言之，少有切实具体的作品的分析。相反，对具体作品的评价和分析，基本上肯定评价为主。因此，他们的批评文本大都针对单篇作品，少有历史的宏观的系统的综合性阐释著作。以我看来，这是创作论批评与学术性批评的一个分界。创作论批评针对某一具体作品，往往有着精到的感悟和细致的阐发。他们的鉴赏力比较独特，善于发现作品中的新的创意与新的思想。不少学院式批评家也尝试过对单篇作品的评价。在评价的过程中，大多数人感到无话可说。可见，评价一个具体的作品，在言说过程中是困难的。大的思想框架不能置入某一具体作品中，而任何一部单一性作品，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其思想蕴含是有限的。批评家又不能超出作品之外自言自语。因而，就中短篇小说的批评而言，冯牧、阎纲和雷达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也是不容易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正因为他们始终关注具体的作品，总是试图寻找某一作品的独创性，缺乏一种包容性和对比性批评眼光，因而，他们的小说批评本身往往在思想和观念上都显得比较单薄，甚至在批评话语上还存在一定的重复性。可见，创作论批评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批评活动中，他们往往因为缺乏深刻的思想背景和综合性评价能力，导致批评自身的乏力。这种乏力感，在冯牧、阎纲和雷达的批评中日益见出。但他们对新时期的文学产生的推动作用，又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冯牧、阎纲和雷达在新时期的历史进程中为新人新作新思想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赞许和歌唱。他们认为，新时期文学不仅超越了建国以来的文学创作成就，而与“五四”文学革命获得了有力的呼应，并且构成了与世界文学发展的某种同步性。这一看法，代表了他们对新时期文学的充分肯定性意见。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批评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热烈的情绪。这种情绪，在今天看来，可能有某种陌生感。因为，在历史语境中，我们把八十年代中期和九十年代的文学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相比，无疑可以看到一种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标志着当代文学的成熟和进步。这是由后向前扯的批评方法。我们知道，回顾性的评价不可避免地有某种优越感，同样，阎纲、冯牧和雷达把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创作相比，也有这种历史的优越感、历史的庆幸感、历史的惊奇感。所以，他们的批评中洋溢的那种幸福基调也就可以理解了。必须承认，冯牧、阎纲和雷达的批评标志着文学批评的一种历史进步性。他们为新的文学观念而欢呼，为新的文学形象而欢呼，为新的人道主义观念而欢呼。这一批评流向，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美学的批评的新方向。他们总是从历史的、审美的、政治的、道德的、心理的维度入手去评价新的作品和新的文学形象。从他们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中国批评话语逐渐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艰难努力。他们的批评强调感悟、强调独创性、强调时代性、强调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和使命感。因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批评话语多元并存的时代，冯牧、阎纲和雷达的批评自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尤其是雷达的批评，逐渐摆脱了那种就事论事的批评习性，在批评实践中，他注重对作品的历史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感悟和阐发，从而超越了单一性的感悟鉴赏批评模式，使审美的历史的批评与文化的心理的批评在审美精神现象学中获得了一种创造性整合与统一。在冯牧、阎纲的批评活动终止之后，雷达能够使这一批评方向得以延伸，又显示历史的美学的批评的新的活力，不能不说是一种可贵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