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斌的小说创作，于九十年代的文学来说，是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她的独特不仅在于她奇丽的想象，对神秘与未然的情有独钟，也不仅表现在她作为女性作家对女性意识的格外自觉，同时还表现在她意识与文本中的深刻矛盾。这些特点，使徐小斌的小说在整体上敏锐地传达了她对当下生活的深切体验；她既身陷其中又难以亲近，既向往逃离又宿命般地无力自拔。因此，她只能以想象的方式一次次地自我救赎，一次次地“生活在别处”，然后再重临起点，让她的乌托邦在想象中不断辉煌。另一方面，在这些特点中我们也明确地感到，她在努力超越自己八十年代创作的过程中，仍有依然可感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遗风流韵。 徐小斌的小说创作始于八十年代初期。但今天，无论作者本人还是评论界，对她那一年代的创作似乎有意保持缄默，其实大可不必。无庸讳言，那是被一体化的理想主义所哺育的年代，无论现实生活怎样，我们都愿意以明丽、纯粹的叙事再造生活，以期许的方式表达现实。徐小斌作为那一时代的年轻人自然不能幸免，她的《请收下这束鲜花》、《那淡蓝色的水泡子》、《这是一片宁静的海滩》、《河两岸是生命之树》等，就明显带有那一时代理想主义的印记。它们都以天真的心态和叙事视角表达着作者的愿望，但现实却远非如此。旧理想主义在九十年代的全面坍塌，仿佛在一夜之间，如梦方醒的人们不再相信它。因此，旧理想主义的危机并不止发生徐小斌一个作家身上。所以，徐小斌对“理想主义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困境”[①a]的反省，恰恰是对支配了一个时代文学观念的反省。 九十年的生活变得坦率而赤裸，再也没有堂皇的面纱，行动的时代使人们无需再饶舌。但徐小斌仍深陷焦虑与矛盾之中：“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被商业主义神话笼罩和淹没了”[②a]的感慨，显然使她仍有欲说还休的巨大孤寂和悲凉。她与现实的无法妥协，也使她命定般地陷入自我设定的矛盾之中，于是，她选择了逃离，她曾作过如下自述： 我很早就拥有了一种内心秘密。这种秘密使我和周围的小伙伴们游离开来，我很怕别人知道我的秘密，很怕在现实中与别人不同，于是我很早就学会了掩饰，用一种无限顺从的趋同性来掩饰。这种掩饰被荣格称为人格面具。这是我的武器，一种可以从外部世界成功逃遁的武器。正是依靠这种武器我度过了我一生中最为痛苦的那些岁月，包括在黑龙江兵团那些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我始终注视着内部世界，以至外部世界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就像“没活过”似的。这就是：逃离。[①b]她的压抑和无助的痛苦，源于深刻的童年记忆，由于家庭不睦，使她在很小的时候，就有许多奇想突发，她甚至希望靶场的流弹将她击中，以死来唤起家人的重视和悲伤。因此，当她有了用小说的形式倾述情感的能力时，她无意识地使用了一个祈求的句式作为她小说的题目——“请收下这束鲜花”，一个无助而孤苦的少女祈望能得到一个年轻医生的爱。那时，她采用了许多想象的场景，哀婉动人的故事，借以述说个人的不幸，她真实地希望能靠那个似懂非懂的爱情来获得自我救还。那时她笔下的男人都青春勃发，才华横溢，面对这些男性的女主人公们，甚至多少还有些自卑、有些不自信，但她们都发自内心的爱着他们。这就是徐小斌早期小说的基本模型，它是放大了的“安徒生童话”。在这样的想象中，作者找到了自己魂灵的临时避难所，她逃离了现实的丑恶和污浊。 然而，无论是作家还是普通人，那单纯明丽“宁静的海滩”，从来就不曾有也永远不会有，它可以临时补偿现实的缺憾与失望，却永远不能指望它的兑现。旧理想主义者致命的要害，就在于它坚信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九十年代，徐小斌不再持有这样的情怀，她的小说在面貌上发生了判若两人的变化，她的小说更复杂，更理性化，因此也更成熟。她的《双鱼星座》、《迷幻花园》和《敦煌遗梦》等作品曾风靡一时，她本人亦被命名为“风头正健”的“才女”。 徐小斌九十年代小说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她不再以想象的方式实现精神救助，她否定了自己先前对善与美缺乏节制的赞美与向往，而对人性之恶充满了深刻的失望。《双鱼星座》曾有这样一个情节：一年一度的献血，是老板最头疼的事，这时他想到了卜零，他以诚恳动人的态度打动了卜零，答应献血。然后，他送来了大包慰问品，讲了六个笑话，但这并不是老板的真正目的，他要说的是：“有件事我不能不告诉你，下个月你就不要去单位上班了。”卜零被辞退了，老板说了一堆理由，但“卜零看着他的眼睛说老板你说的时间不对吧，我想裁人的决定应该在我献血之前，我猜的对吗？”老板的回答却是“你真聪明”。这一情节相当经典地揭示了充满了陷阱的人际关系，它表达了作者对现实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的极端暗示。如果说上下级的关系是一种利用关系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夫妻关系也并不比这种关系更让人信任，《迷幻花园》中的金和芬是夫妇，久别相聚时两人则同床异梦：“当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其实毫无快感但努力装出一脸陶醉。她闭上眼睛不愿看那张离她很近的黄脸，她竭力想象着一个理想中的男人。”而金这时则不断喃喃着，“但金的自语实际上与芬的肉体毫无关系。他在少年时代便有了的那种灵魂游离的状态现在愈演愈烈。他背诵零和与非零和博弈的目的在于逃避对这具已使用过的肉体的厌恶”。在生活中似乎已没有真实可言。在这些情节中，让人深刻地感到存在主义对作者的影响与支配。《敦煌遗梦》中，她甚至直接使用了萨特的言论：“爱是个枉费心机的企图，这个企图就是要占有一个自由。”用作者的话来说，“寻找真品太难了，现在确实是个代用品的时代，一切都可以代用”[②b]。这种感慨不仅传达了作者的失望，同时也传达了她的无奈，她甚至也失去了对其解释的兴趣。 徐小斌小说引人注意的另一变化，是对男权中心的批判，抑或说是女性意识的支配。先前的小说，她的女主人公大多是脆弱的、依附的，有时还是病态的。她曾多次选用医院作为情节展开的场景，那些女主人公多为“病人，而疗治她们的医生则是男性。这种无意识安排恰恰从一个方面表现了男性／女性的关系，他们成了疗治与被疗治、救助与被救助的关系，男性成了女性渴求的宿地。九十年代，作者断然否定了这些幻觉，她甚至愤然地说：“一个完全成熟的女人是埋藏在男性世界中的定时炸弹，是摧毁男性世界的极为危险的敌人。”[①c]她的女性主义写作密切地联系着前面谈过的存在主义哲学。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女性视角既表达了作者女性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不经意地设定了女性的压抑力量——男性中心。于是，拆解与颠覆这个中心，就成了徐小斌小说的主要策略之一。这也是九十年代许多女性作家普遍采用的叙事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