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早已成为一门独立而富有特色的学科，但与其他传统“国学”比，与世界上一些历史悠久的学科比，它又显得年青、稚嫩。就以新时期的国内鲁迅研究而言，虽然可用“拓展、深化、突破”来概括其大好态势，其成就确实卓著斐然。但又不能否认，由于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造成我们的鲁迅研究仍存在严重的“盲点”与“误区”。 一 先说“盲点”。 这是指，我们的鲁迅研究至今还存在许多空白点与模糊点。举其要者，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世纪之交鲁迅的历史定位 从19世纪走向20世纪，鲁迅正是血气方刚、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处于人生旺盛的黄金时代。再延伸到从22岁起东渡日本留学7年，鲁迅先后创作《别诸弟三首》、《莲蓬人》、《祭书神文》、《惜花四律》、《自题小像》，并有功底雄厚、影响深远的多篇论文：《中国地质略论》、《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还编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给中国文坛引进一股清新的空气。特别是，此期间，他“弃医从文”，办《新生》，参加“光复会”等等。都是鲁迅在其所处的世纪之交，为自己谱写的光辉一页。尽管属于鲁迅的早期，但给青年鲁迅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定位？他是爱国主义者、进化论者、人道主义者、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个性主义者、启蒙主义者，抑或是虚无主义者、唯心主义者？众说纷纭。至今仍然缺乏权威的科学论断。争论是有必要的，说明这个问题的研究尚有潜力，尚有余地，大有文章可作。但从另方面去看，面对一个公认的历史伟人，史料又那么齐全，明摆在那里，研究来研究去，尚且得不出比较公正的评判，甚至个别问题似乎越争越复杂化，就有点不正常了。譬如关于鲁迅与人道主义。有人连什么叫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好是坏，都搞不清，又如何去界定鲁迅早期前期乃至后期的思想？说人道主义坏者，不敢往鲁迅身上抹；说人道主义好者，硬要一古脑儿往鲁迅身上堆。这就是离开鲁迅的个人实际或曰偏离鲁迅文本来瞎说了。只要鲁迅主观上真的属此而非彼，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我们就要大胆的承认。既不能误解曲解，也不必为尊者讳。对鲁迅早期的历史定位本来是不难的，希望能尽快得到圆满的解决。 （二）世纪之交的鲁迅研究的突破 我们的鲁迅研究快有100年的历史了，其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从1913年开始历经发轫期、迂回期、发展期、非常期、开拓期、丰收期、罹难期、过渡期，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当今，面临新世纪的挑战，鲁迅研究的“明日之星”在哪里？老一辈鲁研学者的肩膀能爬上去吗？能超越吗？或者对某些论断能提出质疑和异议吗？包括某些“定论”能持否定态度吗？我们的鲁研事业能否再创辉煌关键在突破，而突破谈何容易？从何入手啊？不过，只要面向未来，并有强烈的使命感，中国鲁研界会以崭新姿态表明：一个真的人的鲁迅即将回归。鲁迅世界被科学地开发，鲁迅研究将进入学术的“自由王国”与“独立王国”，不受政治干预，其“华盖运”也会随之摆脱。在民主、平等、自由、独立的争鸣氛围中深入研究鲁迅的方方面面，甚至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心目中的鲁迅。这样，鲁迅这个历史人物就不会越走越远。他将继续影响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所以，在文化转型期学习鲁迅，用现代意识重铸民族魂，便是新世纪鲁迅研究的新课题。当然，也可谓新突破。至于找突破口，说难也不难。关键在两点：一是承认鲁迅的“民族魂”价值；二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这不仅仅“回到鲁迅那里去”，还要从鲁迅那里跳出来，更高层次探视鲁迅世界的里里外外。由鲁迅看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又在大文化中看到鲁迅的位置与作用。 （三）鲁迅的时代局限性 鲁迅无疑是时代的骄子。而时代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稍有一点唯物主义知识，就不会以当代人的眼光去苛求一个历史人物。鲁迅绝不是什么完人。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足乃至失误（譬如极“左”思潮的影响，有过偏激情绪与某些历史误会，等等）。但如何运用历史的标尺去量度鲁迅的时代局限性，才不至于步某些人的后尘去肆意曲解鲁迅？才是科学而全面地认识鲁迅？例如，鲁迅是反帝反封建反一切恶势力的勇士，但为了孝道，他也无奈地接受母亲送给自己的“礼物”——包办婚姻，既伤害了自己，又牺牲了别人。对这个问题，有人为鲁迅辩护，以为鲁迅敢于弃朱安而爱许广平，是智者的选择，勇者的举措。有人则一味责怪鲁迅，说他屈服于封建礼教，甚至是“违反婚姻法”。除了后者纯属笑话之外，我认为，都不难理解。《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不是反抗旧礼教最激烈，最终还是要去当“候补”吗？鲁迅毕竟是人，而且又正好是个特定时代无奈的孤独者，真可谓“苦闷的象征”，他是应该得到体谅的。再如，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多事之秋，国难当头，鲁迅却被冷枪暗箭包围着，他不得不“横站”而迎战出击，不少论争难免有过激之词，受到某些极“左”思潮的影响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离开当时的背景，不分青红皂白，横加鲁迅是“骂人”“整人”专家的罪名，则太冤枉了他。“事后孔明”谁都可以当，但用以研究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历史现象，则未免过于轻浮、草率。不过，鲁迅研究既属学术范畴，又离不开政治，难度之大，深度之大，不可否认。唯其如此，一个有良知的研究者，绝不会对鲁迅的某些时代局限性与个人缺点夸大其词，或故意挖苦中伤乃至人身攻击。我们必须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保护学术空气的清新纯洁。 （四）“鲁迅学”的创立与研究 鲁迅是公认的“万有文库”。作为全方位研究鲁迅的一门重要学科，“鲁迅学”的创立已被国内外鲁研学者所认同，并以多方面的研究去充实它，发展它。但严格说来，本世纪内的“鲁迅学”还处于立项阶段，宏伟而艰巨的学术工程尚未真正运作，抑或刚刚上马。值此世纪之交，虽然已有一些论著，也有不少专家撰文探讨关于“鲁迅学”的问题，但一般都是在表层与小范围内做些文章，远远没有深入实质性与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尤其关于“鲁迅学”的内涵、个性与走向是什么？有哪些特殊意义？将发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都有待我们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过去，曾有人把“鲁迅学”当作社会学的分支来看待，夸大其功利性，结果，鲁迅一再被“利用”，一再被扭曲。这样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否则，“鲁迅学”将滑入歧途。某些传统“国学”曾被强权政治奸污，或遭受种种人为干扰，已有点面目可憎，成为前车之鉴。我们的“鲁迅学”还年青，尤其要百般警惕，再也不能充当什么“工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