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赵树理的作品之所以在20世纪中国小说的形式革命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他以一种“非革命”的话语方式创造了一种有意味的小说形式。根据赵树理的写作实践和他本人对其写作经验的反复强调和总结，我们可以把他的这种小说形式归结为一种“可说的本文”。表面上看，可说性本文主要涉及一个叙事、语言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无疑也制约了作者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作品的意义构成，并且还先在地规定了作品的传播方式和读者（听众）的接受图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赵树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所表现出的明显缺憾都可以在其可说性本文的话语方式中找到答案。 一 从小说形式的转变与更新上看，五四时期出现的新小说所具有的革命性和先锋性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而这种革命性和先锋性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中国传统小说做法拒绝和对西方现代小说观念挪用的结果。于是，在叙事方面，五四新小说大量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段、情绪化象征化的叙事结构、开放性的叙事框架等等作为其实践模式；在语言方面，五四新小说又呈现出了书面化、西洋化、文人化的总体风格。这种话语方式大大拓宽了小说的表现视野，为作者的自由表达和向本文输入更多的审美信息创造了条件。同时，这种小说吁请出场的接受对象又仅仅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准和较多欣赏经验的“孤独的阅读者”。[①]因此，它并没有以一种作者给定的“含义”为读者提供某种唯一的承诺，而是呼唤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自身携带更多的“意义”与之进行对话。在作者与读者的共同创造中，作品具有了丰富和完满的最大可能。所以，无论从其自身构成方式还是从它与读者的交流方式上看，五四新小说都呈现出了“可写的本文”[②]的基本特征。这种特征标志着五四新小说已具有了现代小说的雏形。 然而，可写性本文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却也注定了它必将为自己的独特构成付出它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便是汤因比所指出的：“当艺术家为自己或为自己小圈子里的好友工作时，他们鄙视公众。反过来，公众则通过忽视这些艺术家的存在对之进行了报复，由此造成的真空被走江湖的庸医一样的冒牌艺术家作了填充。这既无益于公众也无益于艺术家。”[③]回想一下，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所呈现出来的大概就是汤因比所描述的这种景观：一方面，诸多的作家作为启蒙者，他们的启蒙话语从理论上说应该延伸于广大的民众之中；另一方面，小说形式上的先锋性又本能地排斥和拒绝着普通读者的阅读而致使启蒙话语失去真正的目标之后常常扑空。在这一真空地带，武侠、黑幕和艳情故事满足着市民的欣赏趣味，赵树理所描绘的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地摊文学又构成了广大农民的消费市场。而由于新小说所要求的读者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前理解”，所以真正能与新小说构成交流的读者实际上并不多。于是，当新小说在传播上基本上成了一个小圈子里的事情之后，鲁迅等人的作品遭到赵树理父亲那样的读者拒绝[④]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不过，尽管新小说拒绝了民众也遭到了民众的拒绝，但是我们却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到新小说身上，因为五四以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之多远远不是成百上千篇文学作品能够解决的。仅就启蒙而言，新小说似乎也只能担负起启蒙知识阶层的重任，而且也只有以知识阶层为启蒙对象，新小说才能在精神强度、灵魂深度以及审美方式、欣赏趣味等方面造就出一代新人。这种务虚不务实的形而上启蒙无法运演于以实用理性为中心的形而下层面，但是在启蒙的链条上，这却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因此公正地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新小说负有特殊的使命和功能，又具有特定的运行层面和服务对象，它本来就是以赵树理这样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接受主体和服务对象的，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它都无法延伸到赵树理父亲那样的读者那里（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不仅赵树理在功成名就之后有了一种与新小说“比一比看”[⑤]的“我高你低”的潜意识心理，而且在长期的赵树理研究中也存在着一种明扬赵树理之大众化、民族化暗贬新小说之精英化、西洋化的倾向。所有这些都显出了某种轻率、偏狭和不负责任，它只能给人带来价值判断上的混乱）。 因此，与其说新小说存在着某种缺陷，毋宁说新小说的话语方式大大超出了普通民众的接受能力，以至于任何企图把它的话语直接传达给民众的努力都会使它成为一种错位的表达。拨开历史的迷雾之后重新面对这一理论难题，我们发现这既不是民众的过错同样也不应说是新小说的失误，关键的问题是在五四文学大师和民众之间缺少一种中介式的人物，在五四新小说和普通读者之间缺乏一种中间性的本文。而当新小说在农民读者那里的遇挫最终使赵树理具有了一种沉入民间、面向民众、走上文摊的朴素愿望之后，不管他意识到没有，他实际上都成了那种中介式的人物，他的作品也成了那种中间性的本文。因此确切地说，长期以来，赵树理所扮演的角色是以一个被启蒙过的知识分子身份去启蒙农民，所做的工作是以一种通俗化的形式去翻译、转述和改写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而正是由于他和他作品的这种桥梁作用，新小说当中所蕴含的精神意向才一定程度地走向了民间，也正是由于他显在的对话者身份，五四文学大师才与民众之间进行了一次潜在的对话。——我以为，赵树理的主要意义应该体现在这里。 二 1949年，赵树理在他的首次创作经验谈中曾经这样说过： 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知识分子说话。有时候从学校回到家乡，向乡间父老兄弟们谈起话来，一不留心，也往往带一点学生腔，可是一带出那腔调，立时就要遭到他们的议论，碰惯了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了习惯。说话如此，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里留神……。[⑥]（着重号为引者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