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共赏 历史文化是一种现实力量，每个人都无法回避它无所不在的影响。探寻作家的文学观念与他所置身的文化环境的联系，不仅有利于准确把握作家作品，而且对今后文学创作的发展也有启示性意义。中国自古以来就孕育发展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且在中华大文化圈内存在着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赵树理一生64年中有57年生活、工作在晋东南地区。晋东南地区以其特有的地理环境、经济模式、政治文化形成了既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一致又别具特点的地域文化，对赵树理的文学观念起着内在的制导作用。 一 从地理环境看，山西自三代时期起就属黄河中游流域一带的中华民族发祥地范围；但它与邻省不同，北有恒山，西有黄河，东南有太行，是一个封闭形的狭长高原。其各组成部分中，晋东南较其它地区又更为闭塞，周边及境内沟壑纵横，遍布崇山峻岭，有“天下之脊”之称。古代所辖潞、泽、沁、辽四州皆在险山急水之中，各县多被阻隔在高山之间。沁水是其中一个较偏僻的山区县，赵树理的家乡尉迟村更是沁水一个只有50多户人家的偏小山村。所以，如果说山西在地理上处于封闭状态的话，晋东南及赵树理的家乡则更为封闭。 从经济模式看，晋东南进入农耕文明却是很早的。远在新石器时代，生活在这里的人类就与河东、豫北的邻人一同进入农耕文明的行列。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嫘祖养蚕于夏县，距沁水都很近。此后，从夏商直到清末这里一直处于农耕经济的中心地带，历来盛产玉米、谷子、蚕桑等传统农产品，与华北其它省不同，这里的农耕经济是一种小型的、少变化的小农经济。因地处高地，这里遭受不到冀、豫、鲁三省那样的大水灾；因山脊、沟壑土地的水份不易挥发，也很少遭到中原那样赤地千里的旱灾；因很少有毗连的大面积耕地，水地沃土极少，耕地多系山坡上的小片梯田，这里也少有邻省区那样的大地主，多属少有薄土的小农户。这里有丰富的煤、铁、木材等资源，农户一般还兼营采矿、冶炼、纺织等手工业，农耕经济包含着多种经济成份。在贸易上，由于与外省区甚至各县乡之间山水阻隔，各县乡往往自然形成各自的交易市场，农民不需走出本县即可通过集市换取需要的商品。这种农业、手工业和集市小商业交融的自然经济，增强了这种内敛型经济的生命力，但也使晋东南始终未能象邻省区那样发展起为市场而生产的农业、手工业、商业来。稳定沉静的小农宗法社会使这里的农民从远古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老井”、“野山”式的生活。北方游牧民族虽也曾南侵到这里，但这里的农民得山大沟深之利，采取的是“灵泉沟”方式——躲到村庄附近的大山里去。所以，这里的人民与外省区在血缘、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融合相对就很少。这种状况，使晋东南小农的密度更大，文化上的封闭性更甚。 晋东南虽地处偏僻，经济仅处中下水平，但政治文化方面在封建时代却处于重要地位。三代时期即“属帝都畿内”，离尧、舜、禹的都城平阳、蒲坂、安邑都很近，离商都殷、周都镐京、洛阳不过数百里。春秋战国时属“五霸”之一晋国和“三晋”之韩、赵，秦时为天下三十六郡之一。此后虽朝代更迭，长治、晋城始终为重要州、府所在地。两千余年来，这里重臣名将、大儒辈出，丹朱、微子、赵襄子、廉颇、冯奉山、西门豹、法显、石勒、李隆基、程颢、杜思敬、于谦、吴琠、陈廷敬等或是晋东南人，或在这里有过重要活动。连绵不变的农耕文明和浓重的封建政治文化使这里的农家一般崇奉的格言是：“耕读传家，人人都读书，个个会种田”，并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积淀在民众的意识深层。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完备而系统，晋东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大部分山区由于相互交往稀少而形成相近血缘和近邻通婚的习俗，一个村庄往往主要由一个或几个同宗大姓组成。这种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更加重了宗法观念的统治。各自分散种田的小农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是极有限的，所以又易形成企盼明君清官、英雄豪杰来保护他们的精神要求。差距不大的经济地位也易形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观念。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在晋东南也体现得较为突出，如“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标准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这里的民众中有普遍影响；苦寒的自然条件，孕育了晋东南人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顽强而富有韧性的生命力，养成了勤劳节俭的生活习俗、笃实忠厚的道德风尚；少迁徙、集族而居又使人们普遍热恋乡土，进而升华为精忠报国思想；城镇小而稀少，使这里几乎没有市民文化，民间文艺相对较为流行。赵树理就成长于这一文化土壤中。 二 赵树理一生可分为4个阶段：（一）1906年9月到1925年8月在家乡读书务农；（二）1925年9月到1928年4月在长治师范读书；（三）1928年4月到1937年9月在山西各处流浪；（四）1937年9月到1970年9月在解放区、新中国，主要是在晋东南下乡、创作。 第一阶段赵树理生活在沁水乡下，可以说他完全生活在前述晋东南地域文化之中。赵家是村里三大姓之一，赵树理七世祖赵钟恩是清中叶太学生，祖父赵中正笃信儒佛道教，父赵和清通占卜，是个“万宝全”式的自耕农。赵树理出世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观念根深蒂固的祖父给他起名“赵树礼”，6岁即教读《三圣教道会经》，后不惜破产供他读书，盼望孙子树立圣贤礼教，金榜题名，圆自己未能圆的科举仕进之路。五四运动那年，送他到高小读四书五经，其间入“太阳教”，买到《四书白话解说》，“每日不间断礼读三年”，“以为得了这套资本，就能治国平天下”。可见，在这一阶段，赵树理一方面“饱尝了苦难的乳浆”、“谙熟了农村生活”，“吸收了丰富的民间艺术营养”；[①]另一方面，也深受传统文化消极部分特别是封建礼教的熏陶。前者见诸论述已不少，后者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是赵树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其实，赵树理自己对这一阶段有过清醒而明确的总结：“在这一阶段，我以学习圣贤仙佛，维持纲常伦理为务，在当时的上流社会看来，以为是好孩子，可惜明书理不明事理。”[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