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运用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方法，对形成周氏散文风格有影响的诸多因素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影响周氏散文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叛徒”与“隐士”的思想性格的矛盾冲突；二是中庸调和的基本哲学思想；三是悲观乐生的趣味人生观和美学观及其对散文艺术的独特理解。核心是他的隐士性格，这是周氏散文风格形成的关键。 关键词 散文 叛徒 隐士 中庸 趣味 周作人曾说：“戈尔特堡批评蔼里斯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里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①]其所言叛徒与隐士正是先生夫子自道，他把它们比作盘踞于心中的两个鬼——“流氓鬼”和“绅士鬼”，它们在那里指挥他的一切言行，有时流氓占了优势，便跟它们去彷徨，但是他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升天堂”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位，若即带位！[②]由此可见，叛徒与隐士，流氓鬼与绅士鬼杂糅交融正是他复杂人生的真实写照。他的叛徒性格使他的散文在早期能积极入世，从人道主义出发，反对封建礼教，深刻思考中国国民性问题，张扬思想启蒙的大旗，致使早期散文呈现出“浮躁凌历”的不平淡之气，而他的隐士性格又使他的“生活态度时时有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③]1928年以后，随着他的生活态度的变化，他的“思想益销沉耳”，他的散文更加崇尚平淡、朴实的闲适的风格。而二者的相互消长，直接影响到他的散文风格由“浮躁凌厉”向平淡朴实的闲适风格的变化，尤其是隐士性格的影响贯穿了他的整个散文创作，即使是早期的“浮躁凌厉”之作也只是“论之旨，折情就理，唯以和顺见长”，较之于鲁迅锋利泼辣的文风，要显得平淡朴实而舒缓，因此，隐士性格是直接形成其一以贯之的平淡朴实的闲适风格的关键。 一 周作人认为：“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安分去做农工，不再多管，见了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却是所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想了方法留住他。”[④]我们从周作人这段话中可以明白，隐逸思想大多出现在胸怀社会或政治理想的人身上，而这种人在经历了一阵动荡之后，对社会产生了悲观绝望的情绪，而后才消极遁世，这就是中国式的隐士，与西方自救灵魂的隐逸有明显的不同，它在周作人的身上就具体表现为“叛徒”与“隐士”的思想性格矛盾。 这种胸怀社会或政治思想而不得志的被迫隐者，一旦遇到足以展其志的客观条件时，他可以振奋起来，起一定的进步作用。早期的周作人怀着探寻富国强民之路的社会理想，“逃异地，走异路”，到南京求学，而后又东渡日本留学，学习并掌握了大量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为了富国强民，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贸易盛，工业兴“而精神萎缩”，仍不免有“坐致摧残”的危险。因此，他十分重视国民性的改造问题，注目于思想启蒙运动，举着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决心用文艺唤醒愚弱国民的觉醒，积极响应胡适、陈独秀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先后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思想革命》等论文，主张个性解放和思想革命，坚持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确定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基石”。[⑤]他是五四时期为数不多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 隐士虽可以乘潮而起，但隐士终究是脆弱的，它不是弄潮儿，潮流一过，又故态复萌，依然故我。当五四落潮之后，周作人的思想也日渐消沉，1927年，当他在北京听到国民党骇人听闻的“清党”事件时，他想起了后期太平军在一段时间内的烧杀淫掠，他觉得中国有一种幽灵般的不知道尊重生命的“嗜杀狂”，当他进一步往前引证野史中记载的历代残杀和吃人的材料，往后引证的近百年来以至国民党“清党”等无数事件时，他“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他再造民族精神的社会理想，并引用易卜生《群鬼》中的台词，悲愤地呼叫“鬼！鬼！”[⑥]于是，1928年以后，他不再写那些自称带有凌厉浮躁之气的得罪人、得罪社会的文章，代之而起的是“那些平平实实的文章，它们象朋友一样闲谈”。[⑦]他躲进苦雨斋，宣布闭户读书，提倡生活艺术，苟全性命于乱世，这时，他潜意识的隐逸思想终于占了优势，在他的后期散文创作中独领风骚，为他“平和冲谈”的散文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较强的绅士意识，因为他们从绅士阶级走来；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因为时代潮流激荡所致。面对自己思想性格中的矛盾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鲁迅是以“荷戟独彷徨”进入韧性的、沉实的战斗。而周作人则自甘躲进苦雨斋去写另一种风格的散文，虽然这些散文仍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但周作人自己却逐步沉沦下去。 二 除了性格矛盾以外，促成周作人散文风格转变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基本哲学思想。 周作人作为学贯中西的传统士大夫文人，他的学问和根底是儒家的。[⑧]在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上，他更接近传统，他“以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了中庸之外便是对隐者的同情”，[⑨]他认为“《论语》二十篇，所说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这里有好思想，也是属于持身接物的，可以供后人的取法。”[⑩]他在儒家众多经典中最感兴趣的便是《论语》，而《论语》中最让他铭心刻骨、身体力行的便是持身接物的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正是周作人隐士性格中不可缺少的内涵，也是他的基本哲学思想。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他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他早期是一个怀抱强国富民的社会理想的仁人志士，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叛徒，而后期却返归传统，日渐消沉，甘当隐士。社会现实的极度失望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的脑子里装着的人道主义与中庸调和的思想常常出来绊住他的手脚。他面对来自东西南北的各种新旧思潮，他公然宣称：“托尔斯泰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实行的大路”，[(11)]对于这些扑面而来的各种对立存在的主义，他企图采用中庸调和方式加以统一起来，致使他常常处于矛盾痛苦之中。由于他十分迷恋中庸之道，所以，当他看了《资本论》之后，他只字不译，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暴力革命主张毫无兴趣。当他面对英国著名性心理学家蔼里斯“以为性欲的满足有些无论怎样异常以至可厌恶，都无责难或干涉的必要，除了这两种情形以外，一是关系医学，一是关系法律”[(12)]的观点时，他说：“这意见我觉得极有道理，既不保守，也不算太激烈，据我看来还是很中庸的罢。”[(13)]由此可见，中庸之道已经成为周作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常常以学者的姿态，冷色的基调，时而浮躁凌厉，时而混沌被动。他非常推崇“在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那光明的使者，那宇宙的历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那时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13)]我们由此可以找到他散文风格变化的内在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