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苏青曾与张爱玲齐名，现在，海内外张爱玲热在逐渐升温，而苏青依然默默无闻，一生孤独蹇运偏又才华过人的苏青，生前热闹忙乱，身后凄凉无奈，为文恰值乱世，扬名不得其时。今天，由于其人其作的独特品格与当前文化发展内在趋势的一致性，终于有了被后人认识的机会。苏青以她那明快、平实、凡俗的创作个性和风格被我们接纳。 有论者认为：“如果我们要对沦陷区文学这一实体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深入的认识和把握，是不应该忘记她的。”[①]我认为此说很有见地，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应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给苏青留下一席之位。 一、沦陷区的自由人，卖文为生的女报人 苏青祖籍宁波，家境小康，她的家族在新兴城市宁波主营田产兼做商业买卖。祖父是清朝举人但有“维新”和平民思想，父亲谋职于洋行。少年苏青生活在一个开通且受西洋文明薰陶的家庭，自小便聪颖过人尤擅言语。幼时寄居在乡下外祖母家中，颇爱山里人的朴野直爽，宁波人素有的热情耿直和乡下人的朴实坚韧早已收养在心底。父亲事业失败使小康之家迅速坠入困顿。但苏青仍凭出众的天分读完中学并得以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学习。求学期间，经济困窘使她几次辍学转学，生活的冷酷和艰辛过早地使这个有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小姐失去了风雅和恬静，而更多的是面对生活的实际与冷静。这种经历为她以后走向社会，独立撑持家庭打下了基础。“经济”对生活的制掣给她留下了深刻影响，并决定了她以后的人生选择和伦理价值标准。 在时断时续的求学生活中，少年苏青曾主演《娜拉》，参演《复活的玫瑰》、《青春的悲哀》、《孔雀东南飞》等剧。在“一·二八”战火中，自编爱国双簧宣传抗日，以后又阅读了“二十八部长篇英文名著”[②]，看了“新文艺居多数”[③]的书籍。这表明了“五四”启蒙文学连同外国进步文艺倡导的“个性解放”、“平等”、“自由”新风已或多或少吹进这个寂寞倔强的少女心中。 30年代，中国社会根本性质未变，但风气已大为开化，经过“五四”新文化的批判和建设，女性与“平等”、“自由”、“解放”之关系已成社会无意识的一部分。然而，生活在大上海的苏青却突遭婚姻变故，在《关于我》中，作者不无感伤凄楚地说：“在三十一年冬，夫妻不幸反目了，连最低的生活费都拿不到，那时候大的孩子是七岁，小的孩子尚在襁褓中，一家五口连娘姨之内都要我养活，要在社会上找一个立锥之地，真是不容易啊，丈夫的回心转意既迟迟不可期，而孩子们嗷嗷待哺的情形倒是不容忽视，我只好投笔写稿了。”[④]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苏青柔弱的双肩始终担负着家庭家族的重担。对这种孤独无援的境况，作为苏青知己的张爱玲充满无限感叹：“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而对于我，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⑤]在生存成为苏青生命的第一要素时，少年的经历和倔强坚韧的性格使她在上海这个物欲世界保持了鲜明独特的人生观。对此，苏青说：“我也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换得较好的物质享受，然而我没有做过，因为我有自尊及尊重别人的心……”[⑥]。自尊自立、自爱自强是她个人主义思想和自由人格的核心。她还说：“我千方百计地不妨害别人，也千方百计地不受到别人危害。”[⑦]这表明，苏青的个人主义思想中有求得自身发展无碍他人的自保意识，有圆滑世故、清高自重的自卫本能，但它是无碍别人而爱己的，利我而兼利他人的。 置身在上海这个“对实际效益精明估算”[⑧]的城市，面对柴米油盐这琐碎实际的生计，苏青自谓创作的动机是：“我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是常常为生活而写作的。”[⑨]作家“卖文为生”的无奈情境加上上海沦陷法西斯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时局，苏青坦言相告其创作的审美价值选择：“……我没有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⑩]这种谨慎实用的写作宗旨加上生活经验的单一不丰富，使苏青在总结个人创作经历时只能说：“我的文章材料便仅限于家庭学校方面的了，就是偶而涉及职业圈子，也不外乎报馆杂志社，电影戏剧界之类……”[(11)]。这必然使她的创作以开掘个人生活和体验兼及周围市民生活为特点。尤其她少年丧父，中年别夫的遭遇，使她充满着对女性生存境况的执著关怀，从而将个人心绪社会化、外化，将现世寻常人家的人生作为创作的中心题材，在中性话题，边缘问题，“莫谈国事”的题材中发抒个人的见解与智慧。在创作过程中，亟切单纯的经济考虑使其创作心态不同于许多作家要么优裕从容，要么痴迷执著的临界状态，苏青的审美是纪实性的和世俗化的；她既漠视个人同市民阶层趣味见解的差异，以俗世人的视角来观察理解生活，又在个人禀性与世俗社会文化大异其趣的同时，以反讽、调侃的态度表现对所属阶层、世俗社会的批判。 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是互动的过程，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怀总在作品中以各种方式表现，创作可以巩固也可以改变作家的禀性气质。苏青独立而从众、超然而合俗的个性，创作的应景入世与适应节制，使她既不追风赶浪依附趋从政治上的某党某团，也不附就追随艺术创作的某家某派。因此，虽在沦陷区卖文为生，她却没有依附日伪当局做媚外作家、御用文人。她坚持恪守着自立自尊、自爱自强、实用生存的思想原则，以中间的自由文人自居，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烈尖锐的上海滩，以自己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在举步维艰，如履薄冰的时局中，终于赢得了夹缝中的生存地位，保持着与反动的法西斯文化阵营、资产阶级右翼文人、左翼作家、抗战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的间距。以自己文章的趣味、以人生的智慧和见解及政治倾向上的模糊态度，求得了生存与发展。成为上海沦陷区《天地》杂志的创办人，各家报刊争相转载其作的“红作家”，并以其独异的散文创作赢得了散文界名宿知堂先生的嘉许扶助。 苏青创作非感于时代之召，非迫于文学精灵的叩扰，其创作的个人性、实用性、自由性，使她在即使是选择“中性话题”作为创作的热点时，哪怕是处在上海沦陷区文学以模糊性见长[(12)]的时期，也有别于任何一位作家。“伟大的单纯”[(13)]是她的特色。“苏青是喜欢充满生活情趣的热闹人生的，世俗而无所顾忌，她的散文和她的生活态度一样，平实而热闹，她的文字流利、明爽，坦白并含有几分男性的豪放和奇想。心想笔到、信笔由缰、大胆率真绝无规避之处。她从女性的角度，写男女之间的情感和情绪，写家庭生活中女人的艰难和困惑，写职业女性的快乐和失落，笔触自如地触及到细小琐碎的角落。”[(14)]这，概括了苏青散文的取材特点和叙述方式，其内在的文化品格与周作人的平实风格有一脉相承之处，“不过周作人的是平实而清淡，她的却是平实而热闹。”[(15)]在具体为文中，又分明透露出女作家的风神气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