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学巨子老舍先生，以他丰富而高品位的文学创作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他拥有最广大的中国读者，也赢得了大批外国读者和研究他的专家的爱心。在中国，自从1926年老舍先生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开始，“老舍研究”也就同时起步了。至30年代，随着老舍创作的成熟期的到来，以评论《猫城记》、《离婚》为中心，形成了老舍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新时期以来，老舍研究结束了幼年期，获得了长足的和决定性的进展，形成第二个高潮。它的发展速度和已取得的成绩表明：老舍研究已走向自觉阶段，中国已经建立起独立的“老舍学”[①]。在国外呢，老舍研究（包括翻译、介绍和解读、研究）的开始自然滞后于中国。大体情况是，从30年代开始有人注意到老舍这个名字；40年代老舍的某些作品开始较多被翻译成外文传播；50到70年代，老舍的名字已响遍全世界，就认识老舍的价值和研究专著成果方面，甚至外国人走到了中国的前面[②]；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伴随着国内“老舍热”的兴起，国外对老舍的兴趣和研究投入也进一步加强。国际、国内老舍研究两股潮流相应和、相交流、相激励，形成一个国际性的老舍研究的洪峰期，老舍研究成为世界汉学界的一个十分突出的内容和耀眼的光点。 正象一切文学创作都无法不带有民族性、区域性、社会性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一样，文学研究的时代意识、政治烙印和文化风俗学术传统的浸润是更为鲜明的。因此，我们放眼世界的老舍研究，在认识基本相同点的同时，也十分明显感到，由于民族、地区、社会政治及文化背景的不同，在研究倾向、方式方法、视点视角及解读感想和思维模式等方面的差异。老舍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老舍研究也已经是世界性的[③]，这里仅就个人所见材料，对日本和南洋——主要是新加坡的老舍研究略作综述。 日本：世界老舍研究大国 出于对自己国家的挚爱和对军国主义的仇恨，老舍在他的创作中曾经以饱带感情的词句和大量篇幅抨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除了1965年老舍奉命带领一个作家代表团出访过日本外，他几乎很少在其他文字中说过这个国家的好话。也许正是老舍的这种带“固执性”的感情起作用，日本的读者和学者对老舍却产生了一种分外的兴趣和特殊感情。我曾经试着当面向一位日本汉学家提问：日本人研究鲁迅的很多，很好理解，因为鲁迅曾留学日本，那里有他的师友、同学，鲁迅还有些文章发表在日本杂志上；而老舍的创作中，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到剧本、诗歌、通俗作品、散文、杂谈等有大量是抨击日本侵略者的，日本学者为什么还那么倾心老舍？她平静的回答说：爱国感情是相通的，要是他们处在老舍的位置，他们也会那么做的。这就是说，日本人民及学者超越军国主义制造的民族隔阂，而与老舍站到相同的立场上。确实，日本汉学家说，在日本，中国现代作家中，除了鲁迅，就是老舍最受重视，研究也最多。这话并不带水分，只要稍加梳理，把日本的老舍研究与其他国家老舍研究相比照，会立刻发现，日本的老舍研究占据着一连串“第一”： 日本翻译老舍作品最早、量最大。1939年老舍的短篇小说《大悲寺外》被译成日文，第二年《小坡的生日》又被译成日文。到现在，老舍的绝大部分小说及大部分剧作及其他一些作品都有日文版本。其中最系统的是1981到1983年由学研社出版的《老舍小说全集》（共10卷），这在世界上（包括中国）也是首家。而象名著《骆驼祥子》的日文版本达十种以上，这也是世界翻译史上罕见的。 日本研究老舍文章著作之多，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国家可比。据日下恒夫、仓桥幸彦编《日本出版老舍研究文献目录》（1984年）、《近十年来日本老舍研究简介》（1992年）所提供的资料，加上近四年的有关资料，日本老舍研究的论文、词条、小传、年表、访谈文章等，总数不下四百篇之多。这个数字远远大于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评论老舍的文章的总和；比1980年前中国各类老舍研究文章的总数也相差无几。日本有不同作者的十种以上的老舍年谱出版，这也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而被学者们盛赞为老舍研究的“百科全书”式（新加坡王润华教授、日本伊藤敬一教授等皆有此语）的长达702页的大著《老舍事典》（中山时子主编，大修馆出版，1988年），在世界上也是独家所有。柴垣芳太郎先生编著的作为老舍全部著作目录提要一部分出版的《老舍与日中战争》（东方书店版，1995年）也是一部资料翔实、独具特色和价值的著作。 1984年3月，日本在名古屋宣布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老舍研究机构——全日本老舍研究会（中国老舍研究会成立于1985年）。老一辈汉学家柴垣芳太郎先生被推举为第一任代表委员。以这一机构为核心，他们组建起包括老、中、青几代学人在内的老舍研究队伍，初建即达一百余人。从成立时起，该组织每年有一次全国性的老舍研讨会，并出版有《老舍研究会会报》作为交流成果和通报信息的阵地。多年来，他们还以这一组织为中心，以老舍研修团、老舍爱好者访华团、老舍之旅等名称组团到中国搜集材料，参加学术会议等，先后达七次之多。以研修一个作家名义有如此举动，这在中外文化史上实在难找到第二家。日本老舍研究者不但遍访了老舍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而且还专门沿着祥子拉洋车走过的大街小巷走过一趟。创作需要体验，研究是否也得找找感觉？日本学者在这样试验着。 老舍在1966年8月被“四人帮”迫害死后，世界上第一个敢站出来为老舍鸣冤、申张正义的是日本人。1967年3月，日本少壮派作家水上勉发表《蟋蟀葫芦》一文，1970年名作家井上靖发表《壶》一文，他们都以满含深情的文字回忆和怀念老舍先生，而那时“四人帮”正在肆虐，中国大陆上刮起的“大批判”的邪风正在对老舍进行着鞭尸！我们知道，一般日本人在世界观、价值观、文学观与我们并不相同。但许多日本学者具有正义感、热爱中国文化，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敏锐的学术眼光，甚至在思想观点上也不乏唯物主义的成分。大约正因此，他们才冒风险站出来为老舍讲话。而中国为老舍公开平反昭雪则在“四人帮”倒台一年多后的1978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