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个雅俗共荣的作家。他具有相当超前的思想意识和艺术实践，早在若干年前，他就吸收借鉴了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写作意识流小说，尝试歌舞带唱的实验话剧。他也具有相当浓的“趋俗”意识和多方面的艺术实践，他的不少作品——且不说通俗文艺，即使小说、剧本，也有不少篇什和描写，在方法和趣味上显得土俗浅简。毫无疑问，他的“趋雅”，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西方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影响，他的“趋俗”，来源于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通俗文学的熏陶。这些昭著的事实随着老舍研究的深入日渐清晰。但也有空当儿：老舍的“趋俗”因过于突出，论者往往“视而不见”，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而“趋俗”，是构成老舍之为老舍的重要内容，理应成为研究的课题。故整个老舍研究也就因这一疏忽而模糊不清。本文拟从老舍文学思想的生成与发展入手，就此做些探讨，看他从引车卖桨者流所热衷的中国民间通俗文学中接受了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 在他的思想理论生成发展中，在他文学道路和生活道路的伸延转变中，留下了怎样的印痕，产生过怎样的作用。 老舍出身贫寒。生活的遭际使他从小就生长在通俗文学赖以栖存的下层社会。这为他的接触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就像书香门弟们无须严格训教就沾染上诸多儒雅习气一样，他无须“处心积虑”地学习就受到良好的通俗文艺的熏染。 中国民间通俗文学的耳濡目染培养起他的兴趣。他少年的兴趣爱好几乎都寄托于斯。他常常流连于茶馆书肆听评书看唱戏，有时因此耽误功课挨打也照听不误。到能读书的时候，他又“起劲入神”地读《三侠五义》、《绿牡丹》、《济公传》……。他沉浸在这些书中，试着把自己比作赵子龙、秦琼、黄天霸或张良、朱光祖，既以此自娱，也取悦于人。 兴趣自然不是思想。但兴趣却孕育了思想。正是在迷恋浸染中，隐隐孕育了一颗倾向民间通俗文学的心，一颗“趋俗”的心。虽然并不“避雅”，有时还表现出对“雅”的向往追求，但日后的发展表明，他对“俗”更偏重。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理感应区。老舍的感应对象是民间通俗文学。虽然他不是“雅盲”，但事实证明他对“俗”有着本能的灵敏。一涉及“俗”，他就显示出“英雄本色”，心领神会，得心应手，一旦说起，滔滔不绝，一路写来，便妙笔生花！ 广泛接触渐次地形成了趋俗心理，为他偏爱民间通俗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为他偏重文学的民间性通俗性奠定坚实的审美基础。 但是，老舍并没有沿着既定的逻辑轨道发展。在他文学思想生成发展阶段，在他走上文坛的第一个十年里，俗文学意识非但不被看重，反而备受抑制。在现代作家、尤其是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都极力提倡文学大众化的时候，在大众化旋风般地冲击文坛的三十年代初期，老舍却将理论的视线投向外国文学理论，投向中国古代文论，从亚里斯多德、厨川白村那里猎取思想观点，充实和武装自己的理论头脑，并用之检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中外思想理论参照对比中建立起以西方思想理论为主要支柱的理论体系。 然而，既然接受过民间通俗文学的长期浸熏，其思想就不会不留下通俗的印痕，就像人总是褪不掉母体的脐蒂，早期思想意识积淀的基因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完全消失。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失去“胎教”的痕迹。无论怎样抑制，怎样掩饰，都是如此。何况，处在生成发展中，老舍的回避——抑制和趋就，都是非自觉的呢！仔细辨析将不难发现，文学道路上还走着一个为早年意识和意念驱动着的老舍。这个老舍频频地出现在他的创作中。无论长篇巨制还是短篇急就，都表现得很突出：站在《热包子》、《开市大吉》、《抱孙》……后面的就是那个从民间故事中、从《施公案》、《绿牡丹》里走出来的老舍，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牛天赐传》等长篇小说的局部，我们也不时地看到那个俗老舍的身影。 事实是，在取得一定成就，获得创作自觉之后，在追求伟大永久目标的途中，老舍正做着一种努力，一种与“趋雅”“就灵”相悖逆的努力。他要“试试看：一个洋车夫用自己的语言能否形容一个晚晴或雪景”[①]。他要用“平民千字课的一千个字写出很好的文章”[②]。他坚信自己的追求，并在坚信的同时，“越来越恨‘迷惘而苍凉的沙漠般的故城哟’”[③]这类句子。为此他受到批评，有人说他：“文字太俗、太贫，近于车夫走卒的俗鄙”，他“一点也不以此为耻！”[④]。显然，他的追求、努力、自信，有坚实的心理基础，而这基础，也还是民间通俗文学浸熏的结果。 老舍说得明白：通俗文艺“教我明白了什么是民间的语言，什么是中国语言的自然的韵律”[⑤]。这话是后来说的，是在经历了制作通俗文艺的实践之后说的，但从思想上看，却具有超前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舍在其本质上是个平民型作家。他为人为文都表现出相当强的平民性。只是，在一般情况下，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他自觉而执着地忙于攀登文学高峰，忙于构建他的艺术殿堂，表现得不十分显明罢了。或者说，因为艺术殿堂的华丽辉煌，使他身上那些“俗气”黯然失色，不能为人所注目而已。当生存面临危机，攀登的道路被截断的时候，这种平民气便彻底显露出来。抗战开始后，他索性以普通国民的身份出现在文坛上。在抗战期间，首先是个国民，其次才是艺术家“既已不算个国民，还说什么艺术不艺术呢？”[⑥]——他说。于是，那埋在深层的平民意识配合着现实的压迫和需要，发作起来。那早年间积淀在意识深处的俗文学意识也趁势活跃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改变着他的思维形态，并导致他文学思想大裂变。他中断了“趋雅”思路，向着通俗艺术的荒郊野岭径直地倾斜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