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秦晋同志，报告文学这种文体，产生于现代社会，因能真实、准确、快 速地反映社会和现实，包含着巨大的信息量，具有时代性、文学性、新闻性、社会性等特点，因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发展十分迅速。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崛起是在新时期，发展高潮是在80年代末。那时，人们对报告文学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其他文学形式，甚至超过了新闻。尤其是1988年百家文学期刊“中国潮”报告文学联展时，光一等奖就评出了十篇，二、三等奖各二十篇，影响巨大，形成了空前的报告文学热潮。有人认为，报告文学过热，并不是文学发展的正常现象，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秦：新时期的报告文学的确发展很快，影响很大。就其发展而言，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粉碎“四人帮”到80年代初。我将这个时期的报告文学称为“描述型报告文学”。作品的背景是拨乱反正，主要作家有：徐迟、黄宗英、柯岩、理由、张锲、程树榛、陈祖芬、肖复兴、鲁光等；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我将这个时期的报告文学称为“综合型报告文学”。它突破了以往一人一事的写法，对社会问题进行宏观把握、整体观照，采取全景透视和综合结构的方式，将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描述与评说、研究与思考融为一体，强化了报告文学的综合性、报告性和思辨性，使读者的视野和思维陡然开阔起来。尤其是这类作品所包含的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总体思考，对现状和过去的全面审视，对现实问题的深刻而系统的剖析，都呈现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艺术视角。这类作品如《洪荒启示录》、《中国的“小皇帝”》、《神圣忧思录》、《世界大串连》、《丐帮漂流记》、《土地与土皇帝》、《伐木者，醒来》、《强国梦》等，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是当时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杨：为什么在80年代中期，报告文学会突然发生这种变化，它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变化有什么关系？ 秦：某种文学样式的产生，某个文学样式在某个时期呈现出某种特点，并不是简单和孤立的，它总是有着某种必然的因素。报告文学的“宏观综合”反映的是一种现代的和普遍的思维方式，随着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都日趋系统化。系统科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是综合趋向的表现。人们在不断寻求有效方法和理论来回答当代复杂的、多维的、普遍联系的现实问题，综合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它是整体化系统思想的体现，是人们对物质和精神世界认识深刻化的反映。对80年代的中国而言，这种宏观综合思维应该说体现了开放改革后走出封闭世界、摆脱小农意识的当代中国人的新视野，或者说是当时社会变革要求的表现。这种思维方式，既是开始进入市场经济的一种需要，又是商品交换社会，普遍联系中逐渐形成的把握事物的意识和考察自我的方法。 文学说到底是社会的需要。在大变革之际，在中西观念碰撞，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人们普遍感到困惑，希望通过文学的反射，了解变得陌生的生活和难以名状的心态，更希望能够从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观念与行为的总体思考中解释周围发生的一切。当这种心理情绪转化为普遍的审美要求，而小说创作却出现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倾向（当然这也有它自身的原因）的时候，宏观综合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报告文学发展自身来看，它总是在新闻与文学的两种特性中走“之”字形。前一段过于小说化的倾向，使读者很难断定其真假，渐渐对于过分细致的心理描写变得反感，形成一种潜反射审美态势。于是，报告文学的大众审美情趣开始转向更具报告性的作品，希望获得一种纵横捭阖、气势恢弘的艺术感受。因此报告文学新格局的形成，也是艺术发展和审美流变的结果。 杨：前些年，报告文学界曾一度沉寂。到了92、93年，重新开始出现一些具有鲜明特点的新品格的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好像都和现实生活保持了一定距离。和8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品相比，它们大都比较冷静、理智、客观，把某件事、某个问题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不再是简单地提出判断，或给问题一个明确的答案。报告文学作家们对问题的复杂性也好像有了充分的认识，有的还上升到人性和人类文明史的高度进行创作。不过，除了圈内的人，对这些报告文学作品，读者反应并不热烈，作品发表后，甚至根本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当然这跟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文学现象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有关。不过，有的研究者还是认为，这是因为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减弱，是因为90年代的报告文学不如80年代的。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秦：90年代的报告文学与80年代的相比，既有承继关系，又有明显的差异，这是由各种原因促成的。进入90年代后，新时期报告文学开始了第三阶段，那种纵观古今、横览中外、研讨社会、评说世事的宏观综合报告文学消退了，报告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再次面临选择。经过一段沉寂后，一批更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出现，他们以一种新状态、新感受出现在读者面前。其主要作家有：马役军、张建伟、邓贤、罗盘、李鸣生、张雅文、陈桂棣、李中孝、杨黎光、邢军纪、曹岩、黄传会等。这是一个新的群体，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第三代，他们在对前一段报告文学承袭与批判中开始显示自己的总体风格，体现了中国90年代文学新观念和创作思维的新方式。这也是报告文学对自身的一次再认识，对自身价值、运用方式、存在方式的再思考和再探索。我将这个时期的报告文学称之为“状态型报告文学”，它强调对现实状态的研究。和“宏观综合报告文学”相比，其特点是：从宏大的社会问题回归到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识的探求，从现象透视转为历史观察，从二元判断改为多元思考，从强化主体意识变为强调客观实在，从煽情激越改为冷峻平静的叙述。比如，同样是写三峡工程，卢跃刚的写法与80年代的有关作品就有明显不同。他跳出上马与反对上马之争，把它作为中国人治水历史的一个环节，着重写了在与自然抗争中各种杰出人物的思维、命运和性格。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在写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愚昧与科学、狂热与进步彼此背离又相互胶着的状态，也与以往的是非分明的叙述方式不同。总之，报告文学作家观察生活的角度和表现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了，作者与他所写的人和事的关系反映了新的态度和价值。就是说，事实被作者创立了新的意义。这是90年代报告文学和80年代报告文学最根本的区别。我认为，9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认识和反映世界方面，在思维和叙述方法方面，都显得更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