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小女人”没有还手之力 “小女人散文”的说法最初好像来自上海，这是因为以黄爱东西为首的一批广派女性作家在沪上“登陆”以后，获得了一大批的读者，黄爱东西们在《新民晚报》上狂轰滥炸，上海的市民们爱不释手，上海的出版社也接连推出了她们的散文集，上海的传媒有人用调侃的口气戏称她们为“小女人散文”。我记得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还是在成都，当时我们在开长篇小说研讨会，上海《文学报》的李连泰问我对“小女人散文”有什么看法，我当时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等老李说出这些作家的名字之后，我笑笑说看得不多。 之后又看到上海的报纸发表文章，是批评性的文字，态度比较明了，也比较尖刻，说小女人散文的作者都不是小女人了，以小女人出现，且招摇过市似乎是有假的嫌疑，1995年是王海打假最火的年头，想不到“小女人散文”也遭到了质疑。当然这是调侃，是对“小女人散文”的不满意。这些谴责性的文字出来之后，好像也没有人去应答，这些“小女人散文”的作者不知道是心虚，还是不屑于去应战，或者是缺少论战的理性能力，总之给“痛击”了一通之后，便不再燃起战火，不像这几年的其他论争喋喋不休的。但因此“小女人散文”的定位也就“搞定”了，这些作者也还是继续写作和发表，但对这个话题回避或躲避。不禁让人想起了那句名言：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 自己的文字遭到别人非议，不能出来辨明，这是不是一种胆怯？或者认为这个命名并不合适自己的文字，那么对这个错误的命名，就该站出来更正。我不是一个女性文学的研究者，但对“小女人散文”的遭际，还是为这些作者以及那些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同志感到一种悲哀。 何谓“小女人散文” “小女人散文”作者主要是指这样一些人：黄爱东西、黄茵、张梅、石娃、素素、兰妮以及莫小米等一批报纸副刊的女作者。上海人民出版社曾以“都市女性散文”专辑出过二辑她们的散文集，去年春天组织这些作者在上海签名售书，报纸上说卖得很火，这家出版社还准备在去年底或今年初再推出第三辑，可见市场行情看好。诚如那篇批评文字所说，这些作者都已过而立之年，说小女人本来是有些牵强，但为什么这个名词会不胫而走呢？我想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说这些散文说的都是一些小的事情，都是一些小的感触，又都是一些身边琐事，小的感伤，小的悲哀，小的欣喜，小的向往，甚至有点家长里短的嫌疑，又大多关心女人的事情，女人的事情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大不起来的，所以说是“小女人”。第二，这些文章的特殊的载体让这样一些作者显得小，“小女人散文”几乎全都发表在晚报上，而晚报的文化快餐特征使她们的文章很难以大的篇幅出现。你会发现这样一些作者的几篇文章经常挤在一块，不可能以大特写的大篇幅出现，她们的文字大多在一千字左右，有时候只有几百字，这种特定的篇幅对其他作家是一种限制，可她们却能游刃有余，并不显得局促，因为她们能够自由地把握这种小散文，她们也与这种文体融为一体了。第三，在中国传统的旧观念里，对女强人总是排斥的，对小女人即有几分特殊的偏爱。再加上很多的人对她们的实际情况所知甚少，“小女人散文”叫起来就有一种莫名的亲热，可以说“小女人散文”一词的流行是男性话语中心这个“场”起了作用。 “小女人散文”存在的可能 虽然“小女人散文”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可“小女人散文”不会被封杀，至少有三种理由能够让“小女人散文”继续存在下去：经济的发展需要小康型散文，走向成熟的家庭文化和文学的多样化也给了“小女人散文”一席之地。 “小女人散文”的作者大多来自经济发达地区，所以广籍作家在“小女人散文”的阵容中占绝对的优势，黄爱东西、黄茵、张梅、石娃等几员主力都是地道的“粤菜”，而素素、兰妮以及莫小米虽分别来自上海和杭州，但亦是中国目前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俗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优越的经济条件使得这些女性关心的是富起来怎么过的问题，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她们的文体属于小康型的散文，或是对小康到来的喜悦，或是对小康到来的种种遗憾，或是对旧日艰苦生活廉价的思念，或是对豪华型生活方式的向往。这种小康型的散文对大多数没有过上小康生活或向往小康生活的人来说有它的存在价值，至少她们的散文可以讲述过来人的感受，有某种认知功能。 中国家庭文化的待发展也为她们提供了空间。照我看来，“小女人散文”大多数属于家庭散文，她们的笔触虽然也会涉猎到宾馆、商场、美容厅、影院、歌舞厅、广场，甚至有人还会怀念一下当年做工人或在知青农场的经历，但这一切都是以家庭为圆心的。以家庭为圆心来展开她们的笔墨，这是“小女人散文”的一个审美结构，虽然这些文章充满了自恋性的文字和白日梦的幻觉，但毕竟出现了以家庭作为主体的写作话语。我们提倡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它是形而上的终极精神支柱，也可以化为对每一个人群乃至每一个人的照拂。“小女人散文”作为人文关怀是具体的形而下的体现，是对家庭这个群落的一次有力的书写，尤其是对现代都市里出现的太太群心理疾患的治疗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 文学发展的多样化使“小女人散文”有了存在的依据。“小女人散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文体史上也是新生的，需要发展的，而90年代中国文学多样化发展的态势为“小女人散文”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理论依据。“小女人散文”在文体上虽归入散文这一档，可如果按照散文的具体要求和已有的格局来衡量，又会发现“小女人散文”实在是难以归类。现代散文的历史虽近百年，但基本是文人化和文学化的。现代散文史上的大家都是优秀的作家或著名的学者，他们以一种叫小品或随笔的方式进行写作，虽然他们的文章也发表在报纸上，但特殊的传统文化修养还是让他们与新闻拉开了距离，他们的作品还是与中国传统的笔记有血缘上的联系，可以说三十年代的散文还是印刷文本时代的文本。而“小女人散文”可以说典型的晚报文体，而90年代的晚报与传真、英特尔网络、激光照排这些最新电子技术是鱼水相容的，“小女人散文”这种文体与90年代传媒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剥离了三十年代的文人气息，而带着更明显的报纸特征，有着新闻的敏感和浅白，多了更多的市民气息和女人气息。在这样的一些文字中，个人的涵养不如个人的趣味突出，语言的功力不如语言的时尚化讨人喜欢，与“小女人散文”相类似的或许可以扯上流行歌曲，它们都是90年代文化无法拒绝的新现象。最有趣的是在“小女人散文”作者群中除了张梅是晚近走红的小说家外，其他人居然都是报刊（非文学报刊）的记者或编辑（张梅早前亦是编辑出身），这些传媒人边缘性的文体给四平八稳的散文界一个猝不及防的冲击。90年代报业的空前繁荣，让更多文人进入传媒的同时，传媒人也以他的优势和思维特性改变着报刊文体和文学样式，这是很多文学研究者无法想象和预料到的，甚至是无法接受的，“小女人散文”只是一个表征。反过来说，单就文体实验和发展的角度，“小女人散文”就有了它足够的生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