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现代派”小说之后，当代文坛上又出现了一个专注于形式实验的小说潮流——先锋小说，代表作家有马原、洪峰、残雪、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吕新、北村等。对于先锋小说，人们多在叙事、语言等技术层面上论及，而对其涉及的价值取向问题避而不谈。即使以此作论者，也往往因缺乏一份居高临下的价值势能而未能将视野伸展到中国文学发展的全部历史特别是文学的未来发展的前景中去把握。本文从文学的价值取向这一角度入手，对先锋小说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概括和批判。 一、叙事膜拜和语言“狂欢” 先锋小说同刘索拉、徐量等人的“现代派”小说以及王安忆、韩少功、阿城等人的“寻根派”小说相比，在文学的价值取向上拉开了很大的距离。“现代派”小说把自我意识置于“人的理想”的中心，“寻根派”小说则企图从历史中寻求人的永恒价值。文学的终极关怀性质被他们确认，他们通过文学要么寻找、要么赋予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而先锋小说家则远远地避开了这一切，他们不再真诚地关注人，关注人的价值与意义，人的理想与未来，人的痛苦与欢乐。他们把自己的艺术激情抛洒在小说的形式实验之上，在叙事和语言的“狂欢”中耗尽了自己的艺术才情。 现在，让我们走近这批有代表性的先锋小说家。 先说马原。马原第一个举起了反叛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大旗，他把传统小说的重点由“写什么”转变为“怎么写”，从而掀起了一场叙事革命。 马原在小说的叙事上有着惊世骇俗的举动。他彻底地摆脱了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束缚，操作起来既毫无规则又肆无忌惮。马原叙事的第一个突出特点是他在小说中“自我表现”的独特方式。在许多小说中，马原直接引进他自己，马原成了马原的叙述对象或自己。有时他也通过虚构出来的小说角色之口返身叙述马原本人，如《西海的无帆船》中马原就是借姚亮之口泄露自己，交待自己。有人形象地把马原本人和小说中的马原比喻成“一条自己咬着自己尾巴的蛟龙”。其次，马原小说中总是活动着除他本人之外的陆高、姚亮。而这两个人，其实是马原的“一部分化身”，完成了马原的“各个侧面的性格”。其三，是马原构思小说的随意性。他不是构思好了再写，而是边写边构思，他往往把构思和写作过程也一同写进小说里。马原小说的这些特点形成了他独特的叙事圈套，他常常在小说中掩饰不住地暗示自己叙事手段的高明。他说：“我习用的在外围画轮廓的方法，我力图做得聪明睿智，我自想可以做到天衣无缝没有一点破绽，我将让你在警惕和抗拒中不知不觉进入我的圈套。” 马原革新传统小说的彻底性，还表现在他对待小说的价值取向上。马原宣称：小说的真正意义是心理战，亦是“满足于说”。马原的小说满足于叙事，因此这种叙事带有明显的游戏性质，而不承载什么可以深究的意义。小说《拉萨河的女神》、《冈底斯的诱惑》除了题目能给人一种辽远神秘的猜想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可以供人玩味。前者体现了写作者放肆的无聊，后者所讲三个系列的故事穿插并行，其间毫无联系，让人理不出任何头绪。《叠纸鹞的三种方法》、《虚构》等小说展示了作者沾沾自喜的“叙事圈套”，内容方面则不出其他作品的苍白无聊。 马原的出现对于其后的先锋小说家有着非同凡响的心理意义，这就是：在小说创作的既有传统上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破除的了，对于小说，随你怎么写都行。随后的洪峰等人将马原独立支撑的单调局面改观为一种集体性质的规模举动。 我认为至少在三个方面，洪峰把自己打扮成马原追随者的身份。第一，在叙事上，洪峰也像马原一样把自己直接引进小说之中。第二，洪峰把一些与本文无关的东西拉扯进小说，使情节显得迷离散漫。第三，在叙事态度上，洪峰除了少了一些马原对自己叙事圈套的窃喜之外，毫无温度的叙事语调也跟马原如出一辙。 稍后的孙甘露虽然在形式实验上的路数与马原、洪峰不太一样，但其天马行空、肆无忌惮的写作态度并无二致。孙甘露小说的故事、人物完全脱离具体生存境遇，处于毫无整体性的混乱之中。这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中篇小说《信使之函》中。小说没有明确的人物，也没有时间和地点，更谈不上故事。它把毫无节制地夸夸其谈与东方智者的深思默想结合起来，把人类拙劣的日常行为与超越生存的形而上阐发混为一谈，把摧毁语言规则的蛮横行径改变为神秘莫测的优雅理趣。正因为如此，有人说它是“迄今为止当代文学最放肆的一次写作”。 余华、苏童、格非等人的先锋姿态也同样引人瞩目。余华不是靠造就新的叙事方式与反叛旧有的语言陈规而成名。在这一点上他跟残雪很相似，他们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超验的非理性世界；只不过残雪的梦魇世界浑然天成，没有别的理性事物来参照，而余华的小说中的叙事者却是有理性的。《现实一种》里山岗、山峰两兄弟相互残杀、仇恨、敌视，杀戮构成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一九八六年》里疯子的心理世界与他重返小城后身边的一切都是非理性的，自虐与他虐并不因一场政治浩劫的结束而停止。格非的叙事既不像马原那样粗暴，也不像孙甘露那样虚幻，人们不会半途而废，而是抱着一种勘破悬案的心情读到最后，读完了却发现仍是不得其所终，因为随着时间和地点的改变，人物总是把刚刚发生的一切遗忘得一干二净，而人物行为的矛盾又让人疑心故事的真实性。《褐色鸟群》是格非的代表作，人物前后言行的相互矛盾在叙事中发展着，又抵消着。甚至小说的内在意义也完全消泯于叙事的相互抵牾之中。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没有可以全部归纳的主题，历史、农村、城市、生殖、革命等等，在具体的叙事中被无所顾忌的诗性所消解，激越的抒情意味和强烈的叙事节奏打断了历史之梦。总之，先锋小说家在叙事方式上的大胆革新已使他们达到了四顾之后再也没有什么梦区可闯的地步。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像个可怜的弃妇一样，已不再被他们放在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