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处于发端期的中国现代小说，由于崭新的小说观念，创作社团纷起，不同流派竞争，各种创作方法与艺术风格的探索，使整个小说创作呈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而且在小说艺术上也出现了区别于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和趋向。 “五四”前夕，掀起了一场标志着由旧民主主义时代向新民主主义时代转变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革命于1917年初在《新青年》的阵地上揭开了帷幕。先是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紧接着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这篇重要宣言，举起了标有“三大主义”的文学革命旗帜，将胡适的文学改良提高到文学革命的基调上来。1918年鲁迅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振聋发馈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样，鲁迅的文学创作实践与上述的文学革命理论紧密配合，共同揭开了现代文学的新篇章，中国的小说也终于结束了漫长的古典阶段，进入了现代阶段。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时代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文学革命则由一般的文体革命进入到更深刻的思想革命。首先强调“思想革命”重要性的是鲁迅，不仅以《狂人日记》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还撰文指出：“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药”，“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①]周作人对新文学的思想革命也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先是发表论文《人的文学》，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角度，提出了文学内容的革新问题，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接着又发表了《思想革命》一文，正式提出了“思想革命”的口号，主张“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1919年底，李大钊发表了《什么是新文学》一文，站在新的思想高度上，提出新文学应该具备进步的思想倾向和博爱精神。他说：“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运动的土壤、根基。”这里的“坚信的主义”，暗指马克思主义，“博爱的精神”，则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的进步性。处于思想革命阶段的“五四”新文学，由于受到“劳工神圣”思潮的直接影响，其创作则关注劳苦大众的命运，显示了平民主义的倾向，出现了流行一时的反映人力车夫题材的作品，鲁迅的《一件小事》和郁达夫的《薄奠》便是小说方面的佳构。后来，茅盾则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发挥，认为文学应看取人生的血和泪，描写劳苦大众的苦难与挣扎，并明确指出：“新思想要求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同情于‘被损害与被侮辱者’”。[②]从而把新文学创作的平民主义倾向引导到描写下层劳苦大众的坚实的现实主义轨道上来。从胡适、陈独秀举起文学革命旗帜，到鲁迅、周作人倡导思想革命，再到鲁迅、茅盾推动为人生的文学与下层民众的结合，使得处于发端期的中国现代小说，能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不断深入过程中，逐步地打开了局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现代小说发端期（也称第一个10年）的长足发展，是与“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新的小说观念密切相关的。首先是小说的地位与价值。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由于正统的文学观念的挤压，小说一直处在民间文学或半民间文学的地位，被视为一种品格卑下的文学。但“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却反复强调小说在文学中的“正宗”地位：“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皆文学之正宗”；“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小说为文学之大主脑”。[③]因此，鲁迅认为“小说家侵入文坛”始于“五四”时代。在小说的功能目的论方面，“五四”文学家们批判与摒弃了将小说作为消遣、游戏、载道、牟利的观点，认为“现代的新派小说在技术方面和思想方面都和旧派小说立于正相反对的地位，尤其是对文学所抱的态度。……旧派把文学看作消遣品，看作游戏之事，看作载道之器，或竟看作牟利的商品，新派以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诉通人与人间的情感，扩大人们的同情的。”[④]同时也澄清了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小说观念的混乱，从而正确地树立了小说的社会功利观，也即将小说艺术与社会人生相融合。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⑤]对于这一点，不仅鲁迅以及鲁迅影响下的“人生派”作如是观，就连当时一些主观浪漫派的小说家，也用小说借以倾吐愤世嫉俗之情。正如郁达夫所说：“他们的满腔郁愤，无处发泄；只好把对现实怀着的不满的心思，和对社会感得的热烈的反抗，都描写在纸上；……所以表面上似与人生直接没有关系的新旧浪漫派的艺术派，实际上对人世的疾愤，反而最深。”[⑥]“五四”以来小说观念的变革，促使小说家们以新的小说创作去参与社会的变革，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并在现代小说的开创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小说的美学原则方面，“五四”以来的作家和理论家都重视真善美的统一，而且都公认“美”是文学极为重要的因素，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特质所在。瞿世英说：“艺术家的职分是创造——是美的创造。”[⑦]郁达夫则认为“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⑧]处于“五四”开放时代的小说家们较多地借鉴外国，接纳新潮，研究并革新了小说的艺术表现技巧。他们对小说的审美特征的看法与把握，较之于古代与近代的作家是大大的前进了，而且更具有时代性和科学性。首先，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古代作家虽然也塑造了不少典型性格，但为数众多的作品基本上属于情节小说，其人物性格往往被故事情节所淹没，或者只不过是情节的奴仆。而“五四”以来的作家与理论家，则强调并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变情节小说为性格小说。应该说，这是中国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飞跃。鲁迅曾在30年代总结小说创作经验时，提出了现代小说史上著名的典型论：“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⑨]而且，他创造的许多人物形象诸如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都堪称是中外文学史上不朽的艺术典型。鲁迅以自己的小说创作实践，开创了性格小说的发展道路。在人物塑造的理论研究方面，作为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家的茅盾是研究得较为深入精到的。他在《人物的研究》一文中，认为小说的情节描写应该围绕着人物性格的刻划，并提出了一个“动的人物”的概念，也即要求用小说情节的逻辑发展去展示“一个人格成长的历史”。这就是说，情节描写不是目的，而是为刻划人物性格服务的。其次，在人物心理的描写方面，中国传统小说对人物心理的表现，大多是通过动作、语言、神态等描写来暗示的，因而从总体倾向看，侧重于人物外部形态的描摹，极少对人物内心世界进行直接的刻画和剖析。“五四”以后，小说家的艺术关注点，则由人物外部形态转移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增加了人物心理描写和剖析。并且认为，研究小说的技巧，“可先从研究人的心理入手”。[⑩]理论家们认为这种变化和趋势是小说艺术“新纪元”[(11)]的标志。在创作方面，无论是浪漫派还是写实派，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人物内心的抒写。再次，性格小说的出现和心理描写的加强，要求叙事抒情方式也随之变化。在这方面，写实派要求作家要有选择地用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使小说叙述获得艺术的具体性和精确性，并认为这样的小说“才有艺术的价值，才算艺术品”。[(12)]浪漫派认为，小说不必强调情节描写和细节描写，只要努力表现自我，抒写人物的情绪、感情与心理，就可以“充满了更新的生命”。[(13)]因为在他们看来，“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的世界”，“小说和戏剧是构成情绪的素材的再现”。[(14)]这样，他们的小说，就具有诗化、散文化的倾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