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古典诗歌意象艺术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从20年代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到30年代现代派直至40年代九叶诗人，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皆有众多不同探索。但是，他们在本质上是共同的：即反对即兴和反对直接抒情，主张用象征化的意象表现情绪或暗示思想，把情绪客观化。在此问题上，习见以为中国现代诗歌多受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影响，殊不知，如果从民族艺术渊源入手，倒是能发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古典诗歌艺术有着更多的或者说根本的契合。这即意象艺术。

      中西诗学对意象的阐释是异中见同的：意象既不同于客观物象，也不是主观的心态，意象是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态相统一的产物。中国诗论中“寄意于象”、“以象尽意”与西方诗论中的把意象作为情感的客观对应物并无质的差异。二者首先都把“客观物象”当作了意象中最基本要素。选择什么样的物象入诗，主体对物象取什么样的心态，或物象会引发主体什么样的情感，可以因其异同，透视诗人特有的文化心态、审美倾向，辨识意象艺术所内涵的民族性与时代特征。

      中国现代主义诗人与中国古代诗人在意象的选择与情感的渗透上是有着鲜明的共性的。其中，对自然物象的钟情，对自然物象相亲相近的情志这一共性表现的最为突出。陆机在《文赋》中指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一位日本汉学家指出：在中国古典诗里，季节与季节感作为题材与意象，几乎成了不可或缺的要素。只要设想一下，从历来被视为古今绝唱的诸作品中除掉这一要素会如何，这种不可或缺的程度立刻就会清楚了。[①a]

      除季节性意象外，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典型的自然性意象还有许多，不同的诗人对不同的自然意象有着独特的兴趣，形成了一种与诗歌风格相联系的自然意象情结。像屈原喜兰花、香草，李白好“月”，陶潜爱“菊”，王维常吟松竹等。在自然意象所渗入的诗人主体情志也是有共性可寻的。如春秋意象，从《诗经》、《楚辞》以来，频繁出现的是：伤春、悲春、惜春、叹春、春怨、春恨、春愁、悲秋、惊秋、秋思、秋怀等。这种自然意象及其内在情绪凝结为特定的文化心理情结，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

      在中国古代哲学文化观念中，自然物象是具有人本意义的。人与自然有着自然感性生命的同一。庄子齐物论思想就认为，人可以是物，物也可以是人，物具人性，人与物一。物不是纯然外存的客体，它一方面与物理世界相联系，呈现出它的自然属性，一方面又与人的本体“道”相通，呈现它的社会文化意义，自然物象和人之间存在着心心相应的血肉联系，人的心灵世界和外在物象的感性品质之间构成了一种互相映照、感应的关系。因此，主体心灵总能在外在物象中找到内心情感的对应。苏轼曾说：“寓意于物则乐，留意于物则病”，这指的就是诗人多在具体的物象间悟道达意、表情意志的现象。陆机所言“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也是同一情理。

      然而，在西方文化意识中，自然物象的地位、面貌与中国古代的文化意识则大相径庭。西方文化对外在物象的认识不是确立在其与人的感情现象的一致性上的，外在物象从来就不以其自然的感性品质进入西方文化意识中，只是作为人的精神理性的体现才有意义，自然是被人的自由意志所认识、所利用的，以其被改造的面目确证人的力量。因此，在古希腊艺术中，自然是人格化的，西方古典艺术在本质上是“拟人主义”的。在基督教教义中，自然被认为是上帝对人类的馈赠，人类不应对自然表示过多关注而忘记了造物主。在基督教世界中有这样一个三层次结构：上帝居上，人类居中，自然居下。总之，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人和自然的对峙，人对自然的主宰。西方文化意识的种种表现皆是以对自然与人的各自本体存在的关心为基础的。

      中国哲学文化并不太关心自然宇宙在本体存在意义上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它看来人既然处于自然宇宙之中，那么人的行动准则当然是应与自然运行规律相一致的。因此，它关心的是人与自然的合一、沟通。这样一种自然与人的一元论哲学文化自然观，直接化入了中国古代诗人审美意识中，中国古代诗人不仅喜爱将自然意象作歌咏对象，而且大多表现出人与自然的物我相得，欣然融洽的意趣。如李白的“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人与山相对无语，含情脉脉。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人与山情貌相通，忘形尔汝。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凄艳的落日与黯淡心情相互对应，融为一体。

      这种深深烙印着中国文化意识的独钟自然意象的审美倾向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有着鲜明的表现。比如，戴望舒诗歌的意象频率出现的最多的是：秋天、落叶、残阳、月、泪、花、灯等。自然意象在他的诗中占有绝对优势。仅就以“秋”命名的诗就有《秋》、《秋天的梦》、《秋蝇》、《秋夜思》，还有与“秋”相关的《残花的泪》、《残叶之歌》等。戴诗的秋之咏叹，集中呈示的是寂寞、烦忧的感伤情怀；“秋”在一种象征化情态中，成为了一种物我相忘的交流对象。戴诗中秋思、秋梦皆是心灵惆怅、青春烦忧的象征。其中，明显体同了传统诗歌“悲秋”情结的文化心理意识的积淀。

      古人云：“春女悲，秋士悲，而知其物化矣。”[①b]中国古代诗歌中以春秋的意象的诗情大都是“惜春”与“悲秋”。《诗经·小雅·四月》有诗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楚辞》有诗云：“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惜春”与“悲秋”成了中国抒情诗的一种意象原型。其中它所表现的主要是一种“时间意识”在诗歌意象中的渗透。由于华夏民族农耕性质，人们对季节的变化最为关心，最为敏感。由对节令的珍视的时间感扩展为一连串的心理意绪。对逝去的春天（多喻为青春）的爱惜，对近冬（相当于晚年）的忧惧等时间意识，成了人的生命意识的一种象征。“悲秋”与“惜春”这一直接内含了时间意识与生命意识的意象原型成为了中国诗歌的一种“心象”结构，并由此产生出了丰富的抒情谱系，使之成为了中国抒情诗的一个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