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梁启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于政治上维新改良的需要，受外国文化艺术的启发，在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以及文学理论等领域，均有开创性的建树。他以饱满的热情与非凡的气魄革故鼎新，建立新文论新文体，并亲身从事翻译及创作，满怀激情地为新文学的诞生鼓吹奔走，对于促进中国文学摆脱传统桎梏，吸收新鲜血液以至走向世界，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先导作用。梁氏开启了一代文学的新风气，其影响所及，不但改变了中国文学的传统面貌，使近代文坛涌现了一批崭新的文学作品，为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而且培育了一批矢志文学革新的作家和理论批评家，并为“五四”时代彻底的文学革命准备了条件。 关键词 近代文学 新文学 新小说 新文体 诗界革命 梁启超(1973－1929)是在中国传统文学向新文学过渡中发挥了很大影响力的人物。他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学习西方文化成就很杰出的人，他把学习所得转化为行动，并以炽热的传道热忱，将西方各种新学理的火种传遍中国。在政治上他是有影响力的行动家，在思想上他是发聋振聩的启蒙者。在他以前的改良家都没有余暇去处理文学改良的问题，他们大多只是不自觉的实现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并不主动积极的去从事理论的建设与创新的尝试。梁启超基于政治改良的需要，在文学改良方面不但运筹帷幄，树立方案，规模远景，而且还粉墨登场，示范创作，启迪后生；不单如此，他还利用报刊，联络同道，造成声势。在这些方面，梁启超显示了他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过程中特殊重要的、无可取代的地位。 梁启超的文学事业，是维新派全盘改良计划的一只棋子。在戊戌政变之前，他也像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等改良派前辈那样，虽然意识到文学（特别是小说）在改良事业中的重要性，在作品中也作了一些突破传统的尝试，但限于时间和精力，他们却未能落实文学改良的计划。在二十世纪之前，中国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寥寥可数，这些改良家也缺乏足够的外语能力去接触外国的文学作品，无法借鉴西洋。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掌握了日文汉读的技能，有能力阅读日本文学作品及有关文献，又透过日文著作及翻译去窥探西方文学，知其大略，这时改良派的文学计划才能全面展开，理论、翻译、创作三管齐下，这才真正动摇了传统文学的根本，把中国文学送上通往世界的列车。 一、新小说 早在1897年，梁启超受到黄遵宪、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康有为的启发，撰写维新派改良大纲、世界化蓝图的《变法通议》时，便在“论幼学”一章中把“说部书”列为学校教育的七种科目之一，并讨论其教育功能： 古人文学与语言合，今人文学与语言离，……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而《水浒》、《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但使专用今之俗语，有音有字者以著一书，则解者必多，而读者当亦愈夥。自后世学子，务文采而弃实学，莫肯辱身降志，弄此楮墨。而小有才之人，因而游戏恣肆以出之，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气，鱼烂此间而莫或知，非细故也。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1] 这段文字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它与1895年6月傅兰雅在《万国公报》刊登的《求著时新小说》启事有密切关系。傅兰雅说：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传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显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2] 傅兰雅注意到小说“变易风俗”的功效，主张利用来对付当时中国社会上鸦片、科举、缠足等积弊，又明确指出小说的对象应包括“妇人幼子”，文字要浅显，取材要“近今易有”，这些观点，梁启超在“论幼学”中都全部采纳了。而“时新小说”、“新趣小说”的提法，对梁氏“新小说”的提出当有重要启发。第二，梁启超在傅兰雅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要把小说作为教育工具。这显然也融合了康有为的看法。康有为1897年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也提过“幼学小说”，他说：“吾问上海点石者曰：‘何书宜售也？’曰：‘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宋开此体，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3]第三，由于小说的教育对像锁定了是童蒙和知识低下的民众，梁启超便像黄遵宪那样，不得不面对文学的语言问题，而确定了创作小说该“专用俚语”。第四，梁启超把从前的小说定性为“诲盗诲淫”，然后以傅兰雅之说为本，提出改良小说应有的内容，在鸦片、时文、缠足之外，再加上了“借阐圣教、杂述史事、激发国耻、旁及彝情、宦途丑态”等项。这种种小说题材，都写进二十世纪初年出现的“谴责小说”里去了。[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