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变异史诗，是与远古或传统史诗相对而言的概念。它指的是一种同远古或传统史诗相比已发生质的区别的诗体。从形式方面看，变异史诗自然地继承了远古或传统史诗的基本模式。不过，即使是在形式方面也增加了许多新的因素。从思想内容方面看，变异史诗同远古或传统史诗相比，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并形成于氏族制度分化，奴隶制度形成时期的远古或传统史诗，是在原始萨满教思想主宰下的产物，而变异史诗则是在封建制度早已确立，黄教被引入蒙古地区初期产生的，因此，其指导思想已不再是清一色的萨满教思想，而黄教思想已经渗入并逐步取得主导地位。 目前搜集到的变异史诗，从题材来说，有些来自于远古或传统史诗的母题，有些则来源于印藏佛经故事，经艺人加工之后，具备了史诗的形式；有些是远古或传统史诗母题和佛经故事的结合。从艺术技巧来说，似乎更多是受到汉族古典小说和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构思奇巧，想象丰富。就是说，变异史诗虽仍然保留远古或传统史诗的基本特征，但人物形象却变得更丰富、人物行为变得更复杂、故事情节也变得多线索，且增加了许多新的因素，这些新因素表现在其思想、内容、人物形象等诸多方面。 一、封建因素的渗入与婚姻主题的变异 征战与婚姻，乃是蒙古族英雄史诗永恒的两大主题。在远古或传统史诗中，婚姻主题除正面描绘英雄婚娶故事之外，通常以蟒古斯掠走英雄美丽的妻子并由此引发英雄出征的形式表现。而变异史诗中，由于封建因素的渗入，远古或传统史诗的这种“抢婚”主题和“战争婚姻”主题变成“偷婚”主题和包办的“和平婚姻”主题，与此同时，还萌生了一定的君臣观念。 在远古或传统史诗中，抢掠者就是婚娶者自身。而变异史诗中的偷来者和婚娶者则并非同一个蟒古斯。肩负偷来英雄妻子任务的常是汗蟒古斯的妹妹或女儿。而婚娶者才是汗蟒古斯。有时，女蟒古斯并不愿意接受这一任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汗蟒古斯就以完成任务之后替她寻觅一位身为王子的丈夫作为交换条件。这样一来，女蟒古斯才愿意去完成这一任务。有时，女蟒古斯不仅偷来英雄美丽的妻子，而且将其年幼的儿子也给偷来，准备待他长大成人后做自己的丈夫。在变异史诗《宝迪嘎拉布汗》、《阿拉坦嘎拉布汗》、《英雄道喜巴拉图》、《阿斯尔查干海青》、《阿拉坦格日勒图汗之健将楚伦》、《镇压蟒古斯的故事》等中均有这样的例子。 可见，在远古或传统史诗中，蟒古斯为得到英雄妻子，满足其本能欲望所采取的往往是非常野蛮的、赤裸裸的公开形式——抢，而变异史诗中，蟒古斯的这种行为却采取了较为隐蔽的形式——偷。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从抢到偷”，史诗婚姻主题的这一变化形式，看做野蛮和文明两股势力对比之变化的象征或隐喻（通常蟒古斯被视为野蛮与落后势力的代表或象征，英雄被视为文明与进步力量的代表或象征）。在人类社会早期，文明刚刚从野蛮中诞生之际，其势力还很微弱，因此，常常受到野蛮的公开包围和恶毒攻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文明和野蛮两股势力的对比产生很大变化，因此，野蛮对文明固有的仇视和报复，也只好采取隐蔽的形式。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抢婚这一野蛮行为可能被当做一种合理的和正当的行为而存在或提倡过，但当变异史诗产生之际，别说抢婚，连其较为隐蔽的形式——“偷婚”也被视为不正当的行为而受到了包括自己人在内的全社会的谴责。另外，有的变异史诗中，远古或传统史诗的“战争婚姻”主题，被具有封建色彩的包办的“和平婚姻”主题所替代。例如，在《阿斯尔查干海青》中，哈斯布拜汗自愿将女儿许配给阿拉坦嘎拉布汗，与此同时，把女儿的丫环也许配给了汗手下的勇士阿斯尔查干海青。 值得注意的是，变异史诗中的蟒古斯往往也被称作“汗”，且往往有类似汉族古典演义小说中的军师似的喇嘛师傅，替蟒古斯出谋划策；偷来英雄妻子时，汗蟒古斯不再亲自出马，而是由他人代劳等内容，都是远古或传统史诗所无而为变异史诗所特有的。从这些新增内容来看，变异史诗中的汗蟒古斯，已变成纯粹社会恶势力的化身。在他身上，已萌生了只有最高封建统治者才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因素。汗蟒古斯同喇嘛师傅和女蟒古斯的关系中已多少含有君臣成份。远古或传统史诗中的蟒古斯做为自然力化身所具有的非凡的本事，已转移到其女儿或妹妹身上去了。在她们身上依然保留着变化多端的高强本领，以至于连汗蟒古斯有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支使她们，必须经过讨价还价满足她们的要求，方可从命。 另外，还从汗或英雄角度看，当妻子（有时还有其儿子）被蟒古斯偷走之后，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就是征讨蟒古斯救出亲人。在这种场合，远古或传统史诗中的英雄，总是单枪匹马地前往并同蟒古斯展开殊死搏斗。变异史诗则不然，汗前去寻找蟒古斯的时候，往往有勇士陪同前往，最后在勇士的帮助下战胜汗蟒古斯等。而更多的时候，汗自己根本不亲自出征，由手下的勇士替他前往镇压蟒古斯，救回其被偷去的妻子、儿子或妹妹。这表明，在汗与英雄、勇士之间也已有君臣关系，即英雄、勇士或属下有义务替汗分忧解难，保卫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有责任抗击或讨伐任何敢于来犯的敌人。 如上所述，在变异史诗的正反两类人物内部均表现出了一定的君臣关系。但从史诗的具体描述来看，这一关系似乎还比较微弱和松散，一方面，汗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有时他为了救自己的亲人，还不得不亲自出马，另一方面，属臣也并非绝对服从汗的意志，有时甚至为汗效力时还提出交换条件。这些可能就是14—17世纪之际，蒙古社会处于没有其主而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历史事实之反映。 二、黄教影响与征战主题的分化 在变异史诗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汗、英雄与蟒古斯的斗争中，明显地反映出了宗教斗争——本土萨满教与外来黄教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史诗中明显地区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褒萨满教和同萨满教站在同一条战线的藏传佛教中的红教，贬黄教倾向；一种是褒黄教贬抑萨满教、红教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实际上反映了除右翼三万户之外，其他蒙古地区萨满教和黄教之间斗争的复杂激烈，此消彼长的整个过程，即向来居统治地位的古老萨满教如何逐步成为遭禁止被消灭的对象，而外来的黄教则如何从点及面，从弱到强的发展起来并最终取代了萨满教。变异史诗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在许多变异史诗中，汗和英雄都是奉天命而降临人间的，任务是消灭邪恶，为民除害。正因为如此，萨满教的最高神灵额真腾格里总是站在他们一边，并在实际斗争中支持和帮助他们。站在蟒古斯一边，支持蟒古斯的则是仙人喇嘛。在变异史诗中，兵对兵，将对将，表面是汗、英雄同蟒古斯明争，实际上，却是额真腾格里（有时同红教代表人物巴德玛散布瓦联手）同仙人喇嘛的暗斗。从双方斗争的结果看，总是以汗、英雄胜利，蟒古斯和仙人喇嘛失败而告终，也就是以萨满教、红教战胜黄教而宣告结束。萨满教、红教所取得的暂时性胜利并不能挽回它们的颓运，从最终结局看，黄教还是战胜萨满教、红教，成为蒙古人精神的主宰。在黄教战胜萨满教、红教并巩固其对蒙古人的精神统治之后，自然不会听任民间艺人继续散布不利于己的“邪说”。因此科尔沁地区莫力庙的格根活佛曾命令禁止说唱《阿拉担嘎拉布汗》史诗，就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