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综述与理论框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信息传播技术发展迅速，成为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二大软件生产国，就业人口达到500万。中西方学者对中国IT产业的发展模式与数字劳动情况有过诸多深入探讨，却未能关注IT产业下的性别关系和性别实践。根据中国日报的报道，目前中国女性程序员占到就业总人数的15%。虽然女性日益成为IT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Abbate，2012），但既有研究的缺乏使女性程序员成为“隐形化”“不可见的”社会群体。笔者认为，研究女性程序员的劳动实践和身份认同，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信息社会下性别分工和性别关系、丰富技术与性别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IT行业为例，主要聚焦于教育背景稍弱、在本土互联网企业工作的女性程序员，探究其在“性别—技术”层面的身份认同与技术实践。 （一）IT女性的技术研究史 根据社会性别理论，性别边界的建立是一个凸显社会建构、权力关系、制度安排和文化观点的多元性关系（蓝佩嘉，2011；Gerson and Peiss，1985；Millett，2010）。目前，有关IT女性技术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这些研究通过对社会性别理论的阐释，讲述女性如何参与到计算、编程、代码使用等技术发展的实践中，以此来展现女性如何由积极的技术参与者逐渐转变为被忽视、被边缘化的少数人群（Bruni et al.，2004；Cockburn，1985；Light，1999）。 例如，詹妮·弗莱特在《当计算机为女性》（When Computers Were Women）一书中论述了女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到计算机领域的工作实践（Light，1999）。她认为，战事的推进使女性大范围地加入IT领域。由于各国对于大规模弹道导弹射程分析的需求日益增大，计算机领域就业需求不断增加，女性所特有的耐心、专注、坚持的品质被认为非常适合从事编程工作（Abbate，2012）。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女性开始大规模出现在计算机编程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ENIAC女子团”（ENIAC Girls）。ENIAC被誉为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而“ENIAC女子团”则是世界上最早的参与到研发计算机编程中的女性群体。弗莱特发现，二战期间的计算机领域延续着既有的性别不平等，并存在父权制的等级分工：整个计算机技术团队被划分为男性“科学家”和女性“操作员”。按照规定，男性“科学家”是指挥者，女性“操作员”是命令遵从者，后者要在前者的带领和指挥下进行计算机运作处理工作。男性科学家与软件打交道、从事思维劳动，是策划者；而女性操作员仅是手工劳作、编码、负责硬件调配的服从者（Ensmenger，2010）。弗莱特表示，这种性别分工全然忽视了女性对于IT领域的贡献。她认为，当时女性所负责的晶体管运行和调配正是现今软件程序研发和代码写作等核心工作，而非所谓的“手工劳作”（Light，1999）。 二战结束后，随着大批男性士兵的退伍复员，IT领域出现了女性大范围撤退的景象，同时因战争结束，政府叫停了大量的计算机项目，女性“计算机操作员”就业岗位开始减少。但自20世纪中期开始，软件编程和电子数据处理（electronic data processing，EDP）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商业化趋势明显，女性计算机“操作员”重新出现在市场环境下，同时，“程序员”一词开始流行（Backus，1980）。根据以往文献统计，20世纪60到70年代的女性程序员占到了计算机领域就业人口的30%～50%（Canning，1994）。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女性程序员大规模存在，她们仍然被冠以“高级劳力”的称谓，而非“工程师”或“科学家”。在1969年，美国男性程序员的年均收入为13149美元，而女性则只有7763美元（Abbate，2012）。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女性程序员人数逐渐减少，IT行业其后逐渐被男性主导。 女性技术人员在IT领域被逐渐被边缘化的历史进程对我们当今重新思考技术与性别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历史性的叙述在强调结构性和关联性的同时，忽视了当时特定情形下女性程序员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理解，以及她们在工作中面对“划界工作”时的特定实践策略。同时，女性技术史的研究也缺少发展中国家的视角。中国作为世界IT大国，其女性个体如何在特定情境下建构自我身份？呈现出了哪些特征？中国当下技术女性的身份认同如何嵌入到技术和性别的历史关系中去？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回答。 （二）社会边界理论与非物质劳动 本文试图从社会边界理论出发阐释女性程序员在工作实践中的身份认同和性别边界的建构。根据米歇尔·拉蒙特（Micháele Lamont）的定义，边界指的是我们“用来分类物品、人群、实作，甚至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性划分”（Lamont，1993）。社会边界的建构包含多个维度，如认知、体制、社会实践等（蓝佩嘉，2011）。社会边界的建立会借助“排除”（exclusion）与“纳入”（inclusion）的实践过程，即社会的优势阶层会借助排外性来确保界线和巩固自身地位，而其他群体在寻求被纳入时，会通过模糊界限、跨越界限，或者重新建构另类界线等方式（Gerson and Peiss，1985）。蓝佩嘉认为，人们通过日常工作上的社会实践来联结制度、文化、惯习等，从而进行“划界工作”。这种“划界工作”是人们建构身份认同，培养社会边界的重要实践。从性别关系的视角来看，它使得社会既有的对男女工作划分、社会期待以及褒贬评价得以再生产，巩固了既有权力关系的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