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以来，伴随着对数线性模型的出现，社会流动的国际比较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Grusky and Hauser，1984；Yamaguchi，1987；Ganzeboom et al.，1989；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在社会流动的比较研究领域中，其最核心的问题是：国家间父代阶层对子代阶层的传递模式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因此，在进行比较研究之前，如何对不同国家间的阶层进行合理的整合，是社会流动研究中最基本的课题。在第二代社会流动研究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作为测量不同国家职业声望指标的标准化方法被广泛用于社会流动的比较研究中。该指标最早由甘泽博姆、格拉芙和特雷曼（1992）提出，他们在邓肯的美国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通过对16个国家的教育和收入指标进行国际标准化操作，得到了能够进行国际比较的标准职业声望指标。由于该指标建立在各类职业的声望得分以及相应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回归方程之上，因此该指数是一个连续性指标，而非分类性指标。尽管该指标所反映的社会位置较为准确，但是由于连续性特性导致既无法捕捉到职业的特性（例如，工作的自律性，收入，福利保障，晋升机会等），也无法把握阶层地位与个人意识、行为特性之间的关系，因而饱受批评（Grusky，2001）。因此，如何以阶级论为前提，明确阶层分类的界限，成为了社会流动研究中最基本的课题。 近年来，EGP阶层分类框架成为了国际上广泛认可的分类标准。从社会流动的国际比较研究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也采用了该框架。EGP阶层框架是根据埃里克森（Erikson）、戈德索普（Goldthorpe）和波托卡雷罗（Portocarero）的首字母来命名的。EGP阶层图式最早起源于戈德索普对美国社会盛行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质疑，提出这一质疑的根源来自于阶级社会的英国与移民国家的美国之间巨大的流动差异。对此，戈德索普在1974年同霍普创建了一套包含36类具有等级连续特征的职业声望量表——霍普和戈德索普量表（Goldthorpe and Hope，1974）。在此基础上，他与卢埃林（Goldthorpe and Llewellyn，1977）基于职业和雇佣地位将36类的职业类别合并为7分类的阶级位置图示，形成了最早的EGP阶层框架。接着，戈德索普又融入了埃里克森基于技术特征和雇佣地位所设计的社会经济分类框架，将社会阶层统合成为一个基于职业信息和雇佣关系（Employment Relations）的7分类的阶层框架（Erikson et al.，1979）。其中，职业信息包含了个人的工作状况（收入多寡、工作的稳定性和晋升机会等）和技术能力，而雇佣关系则主要表现为个人在组织中所具备的权威和权力地位。他们将具有相似职业的群体合并成一个阶层，然后对雇佣关系进行调整和修正，这一结合决定了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精确位置（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在此之后，这一阶框架开始应用于欧洲7国实施的“当代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比较分析”（CASMIN：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Nations）项目，并对欧洲各国的社会流动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力。 当前中国社会学界对国内阶层分类的方法主要是基于陆学艺（2010）的10分类阶层框架。这种阶层划分的依据是个人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数量，而不是根据雇佣关系。因此，该分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性质不同的三种资源在阶层排名中孰轻孰重的问题（李强，2011）。这一问题不仅导致了经理人员阶层（第二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第三层）更加靠后，也导致了管理阶层的单一化问题（例如，厅级和科级同属一个阶层；大中型私营企业主与中小型私营企业主同属一个阶层）。特别是在市场化、组织化和科层化不断深化的现代中国社会，基于资源分配论的10分类的阶层指标已经逐渐不适用于中国的社会流动研究，而基于组织中权力地位的雇佣关系则逐渐成为中国阶层分化的一个重要指标，这种雇佣关系正是EGP阶层框架所强调的影响个人市场地位的决定因素。因此，本研究认为EGP的阶层框架理论对中国的阶层分化和社会流动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这也是本研究关注该问题的目的之所在。 尽管基于权力地位的雇佣关系在中国越来越重要，但是EGP的阶层分类也不能说完全适用于当代的中国转型社会（刘欣，2007；朱妍，2011）。一些学者也提供了更符合中国转型社会的阶层分类方法（刘欣，2018；林宗弘、吴晓刚，2010）。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社会流动的国际比较研究中，中国的社会流动模式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使用不同标准的阶层指标可能并不是一个妥善的办法。并且从过往有关中国社会流动的比较研究来看，这些研究倾向采用统一标准化的EGP阶层指标（李路路，2006；石田浩、三輪哲，2009）。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国家间社会流动的横向比较，也有利于把握中国社会流动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 最后，在中国的社会流动研究中，采用EGP阶层分类的研究并不多见，这可能与EGP阶层分类的转换程序较为复杂有关。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提供了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在从该分类转换为EGP阶层分类的过程中，按照甘泽博姆和特雷曼（1996）的方法，除了需要进行职业分组之外，还需要经过8个步骤进行复杂的修正处理。由于2006年之后的CGSS数据并没有直接给出EGP编码，因此这一繁杂的程序阻碍了不少研究者使用EGP阶层框架进行研究。尽管Stata软件给出了便利的转换命令包①，但是这一转换命令并不符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并且其转换原理是什么也没有给出具体过程。因此，国际标准职业编码转换为EGP阶层编码背后的原理机制是什么，如何把中国的标准职业编码直接转换为EGP的阶层编码，这是本研究的目的。我们认为这一工作能够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