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当一个潜在的帕累托改进条件出现时，在既有秩序之上，社会如何重构新的秩序，在类似中国这样急剧变迁的社会，是一个不断遇到的问题。为回答这一问题，社会学家们从社会行为、社会规范、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社会意识形态等角度展开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众多经典理论（李强，2018）。 在现代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打破与重构离不开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三角互动。可纵观既有的讨论，大致有三个分析框架。一是“国家—市场”，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认为，无序的发生源于社会经济交易赖以维持的人际信任的缺失，且这种缺失难以自发修复，于是需要建立国家来控制和维持社会秩序（霍布斯，1985）；哈耶克则试图说明，实现经济自由的根本途径是市场化，即充分发挥市场“自发秩序”的作用，一旦国家成为全知全能的计划者，则必将驱使人民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1989）。二是“市场—社会”，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始终坚持竞争性市场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经济社会学则强调经济行为嵌入于持久的社会结构之中（Granovetter，1985），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关系网络会影响市场结果，形塑市场秩序（Granovetter，2005）。三是“国家—社会”，“社会中心论”以公民社会为核心概念，关注国家与社会的权利边界，谨防国家越权；“国家中心论”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及其在维护秩序、推进发展上的强制力；“社会中的国家”立场则试图破除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主张二者的互动以建构动态的社会秩序（张静，1998）。 运用三大分析框架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成果丰硕。“国家—市场”取向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变迁史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前，乡村以被动参与的方式卷入国家工业化的进程；改革开放后，乡村工业作为推动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有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国家主导形式（Naughton，1994；Che and Qian，1998；Oi，1999；杨云彦等，2000；Walder，1995），另一种则是市场导向模式（汪向东、梁春晓，2014；吴昕晖等，2015；曾亿武等，2015；曾亿武、郭红东，2016）。“市场—社会”关系则延续了“嵌入性”的视角，探讨乡村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赵泉明，2010；张婷婷，2012；谢小芹、简晓鹰，2015；徐玉环等，2018）。“国家—社会”视角既用于讨论私人生活随国家介入与退出而发生的变革（阎云翔，2009），还用于讨论基层治理的逻辑（曹正汉，2018），其中“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这两条相对逻辑链在基层选举议题上尤为凝聚（Oi and Rozelle，2000；Alpermann，2001；周雪光，2009；徐勇、吴毅，2001）。 运用三大分析框架的确可以看到中国乡村社会某个维度的缤纷特征和变迁逻辑，可真实的乡村社会并不是“国家—市场”“市场—社会”“社会—国家”之间没有关系的场景；恰恰相反，“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始终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甚至是纠缠不清的三种力量，三者之间不同的关系模式影响和形塑着不同的乡村秩序。从乡村秩序变迁的诱因入手，既有的研究有两个基本观察：一种是“三秩并行”（邱泽奇、邵敬，2015），即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沿着自己的行动规则行事，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种秩序并行于乡土社会、没有交集的局面；一种是“三秩归一”（邱泽奇，2018），即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围绕产业兴旺的共同目标蓄力推进，联手打造乡村振兴的大格局。这两个观察呈现的乡村秩序及其机制其实是两种理想类型，更多的乡村秩序常常处于两端之间，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乡村秩序的“中间类型”会遵循怎样的逻辑？此外，乡村秩序为什么会显示出不同的形态，理想的乡村秩序又会在何种情境中出现？ 本文以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定塘镇新柑橘品种引种为例，从“耕种”与“销售”的张力入手，继续在“国家—市场—社会”三角分析框架下，探索因发展因素触发乡村秩序变迁的第三种可能路径，也是试图发现乡村秩序变迁的一般逻辑，呈现在乡村原有秩序被打破后，政治、经济和社会这三股力量的互动如何重新建构新的乡村秩序？在重构的秩序中，又有着怎样的、可能触发下一个变迁的因素？在讨论中，本文将三股力量分别对应于三类行动者，即探究政府、商人和农民在乡村秩序重构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产生了怎样的互动？各自的角色扮演和互动又促成了怎样的乡村新秩序？ 二、案例：定塘镇柑橘产业的秩序常态与新秩序诱因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到“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写一个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费孝通，1985）。在大多数针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中，村是“时空坐落”。“三秩并行”与“三秩归一”即以村为分析单位。其实，时空坐落是以事件为对象的，东部地区人口聚居的紧密性和交通的改善，带来乡村社会生活的互联性，使得将村庄作为分析单位太过约束。考虑到柑橘引种是在乡镇范围内生成的社会事实，本文将以镇为分析单位。即使是以镇为单位，也依然离不开更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影响，为更好地理解乡村实践，有必要以县域环境为背景作一介绍。 在宁波市，象山县的社会经济地位一直相当尴尬。不仅工业实力远比不上临近的慈溪市和余姚市，作为农业大县，临近的奉化区有“奉化水蜜桃”，象山县则没有品牌产品，虽然政府也很努力，却一直苦于无物。为发展象山经济，历届县政府都把农产品新品种选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以期创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县域品牌产品，在市域经济获得一席之地。其中的一项努力是与日本爱媛县结对，并互派交流生。引种红美人等新柑橘品种就是这一政策的附带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