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8)05-0011-12 革命，究竟是发生的，还是发动的?这是一个纠缠学界已久的问题。西达·斯考切波认为革命是发生的，而不是制造出来的。她认为革命并不起始于革命先锋队的主观努力，而是发生在特定的结构性情势之下①。与之相反，不少社会学家强调动员在革命中的作用②。亨廷顿认为社会动员特别是政治动员，是落后国家通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东方型革命中，政治动员是旧政权灭亡的原因③。在1919年以前的中国，尽管革命精英在推翻王朝统治的过程中，只能倚重下层民众的力量，然而群众动员还没成为革命精英的理念。“走向民间”的观念一直到五四时期才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中真正出现。在苏俄的影响下，走入群众、唤起群众，以群众的力量达成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目的，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中共成立后，即强调动员群众，使之成为政治力量的核心来源。学界对中共群众动员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多集中在延安至“文革”时期，对中共早期的群众动员关注不多④。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中共早期群众动员的理念、策略及遇到的困难等作进一步考察，以探讨中共早期群众运动的模式与理路。 一、从学生运动到工农运动 共产主义者进行群众动员的基本依据和合法性基础，源自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而产生的，中国的问题与西方有着天壤之别。在中国，阶级分化并不如马克思所设想的严重⑤，加上中国传统社会固有道德观念的深刻影响，中共在阶级框架下进行的群众动员工作，最初进展得并不顺利。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了在中国进行群众动员的困难。他说，上海“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却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工人运动。……除了唯一的北京附近的铁路工人组织外，只有广东省的工人建立了现代的工会组织。中国工人组织的旧形式，行会和秘密结社，如上海的红帮、青帮，倒不如说是开展正常的工人运动的障碍。现代产业工人的人数甚少。”而“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他们虽然穷，但几乎都是小有产者。内地人同外界的资本主义几乎没有联系。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没有象俄国农民和印度农民那样的阶级斗争；也不象印度和朝鲜农民那样必须缴纳重税。因此，农民群众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也不会发挥任何政治作用。他们消极地忍受着频仍的军阀混战。”⑥ 相较工农而言，学生显然是一个较易入手的群体。学生作为动员的对象，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方面，作为成年人，他们已经能独立自主，但没有家庭和子女的牵绊因此敢闯敢闹。同时，学生又是社会上同质性最好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年龄、生活经历和知识结构都比较相近，因此容易一鼓而起。最后，学生有着较好的组织，文化知识又给了他们较强表达怨气和愤恨的能力。在这些条件下，学生往往会成为一些社会运动的先锋⑦。对于学生的动员优势，中共早有认识：“因智识的关系，因年龄的关系，最易受我们的宣传最易对无产阶级革命表同情的，就是一般青年学生。青年学生，具有一种勇敢进取的精神和天真烂漫的性格，目击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种种不平的现象，自易感着不满而起改造之念，随之若我们宣传得法，投其所需，则必有多数人聚集于我们主义旗帜之下。”⑧ 毋庸赘言，五四时代新学生的出现与激进主义的成长，恰恰为共产主义组织的群众动员提供了机会。五四时代，是新与旧对立并开始强烈冲突的时代。旧制度的崩溃与新思潮的激荡，给予学生很大的刺激，促使他们重估一切信仰与价值，同时向旧中国的社会组织与家族观念发起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学生特别容易倾向集体行动，因而五四时期各种学生社团与团体活动特别蓬勃。而3年高等教育机构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这又为学生们的组织与串联提供了便利，助长了学生们集体行动的发生。 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学生的组织就起了极重大的变化。教育的腐败使学生深感学生自治的必要。1918年，学生自治会首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和浙江第一师范组织起来。这些组织的活动范围，都是偏于校内，以谋改进教育为主。五四运动爆发后，由于学生自治会的力量有限，学生纷纷组织学生会，同时自治会亦日渐向学生会转变。5月6日，北京学校率先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5月11日，上海也成立了“上海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随之，天津、南京、杭州、武汉等地的学联会也相继组织起来。各地学联的成立为全国学总的成立创造了条件。6月16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相较于自治会，学生会与学联组织不仅是学生参与校务和改进学生本身利益的一个团体，而且它们更加关注政治上的根本改造，是对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强大组织⑨。 五四运动中，学生运动不仅迫使北京政府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而且释放了被捕学生，和会代表亦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一役，显示了学生运动的巨大政治能量，使得广大民众对学生刮目相看。在时人的眼中，此时的“学生界奇军突起，恍惚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⑩。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宁波地委报告，五四运动以来，“宁波的一切民族运动，莫不由学生领导。宁波的学生，虽有一部分相信先读书后救国的理论，可是当一种运动起来时，他们都不期然而然的认救国是他们的天职，没有落后的。所以宁波的学生在过去和最近已取得民族运动的最高地位，无形中使宁波各阶级民众不得不承认他——学生——是民族运动的领袖。”(11) 尽管学生具有独特的动员优势，在共同的诉求下容易一呼而起，充当社会运动的先锋。但学生运动却有着天然的弱点，学生是一种身份而不是一种职业，缺乏明确的阶级定位，难以充当坚定、持久的革命力量。当时就有人指出，“学生在学校中受了校外校内的压迫，尚能迎接光明的新势力去反对黑暗的旧势力；若出校到社会上向军阀官僚政客和资本家求得相当的地位及生活，也能迎接黑暗的旧势力去反对光明新势力，现在的官僚政客是从前的学生，将来的官僚政客就难道不是现在的学生吗?”(12)对于学生的弱点，中共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尽管中共非常注重学生的力量，另一方面却始终认定“青年学生本没有确定的经济基础，因此，他们也没有确定的阶级倾向。他们是依附于社会各种有经济地位的阶级而存在，绝对不能自成为一整个的阶级。”中共认为学生的这些阶级属性，决定了其无法成为社会革命的主体，“学生离了民众，便一事无成，……学生虽能引导各种运动，如果得不着民众的后援，结果总不免于失败。”(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