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重要的剧作家和小说家，自1990年代初迄今，陈彦以“西京三部曲”(《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为代表的现代戏以及以《西京故事》《装台》《主角》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分别奠定了其在当代文学不同领域中的重要地位。而对其作品的研究史略作考察，不同论者的知识谱系和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之思想和审美观念的“分歧”格外值得注意。此种“分歧”并非表现为对作品价值高下的论争，而是不同文学史观的内在分野及其在具体作品评判过程中关注重点的差异。而历史性地考察此种差异及其症候意义，是深入探析陈彦作品之于当代文学核心传统及当下创作意义的先决条件。 在“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重要时间节点回顾1980年代迄今之文学史叙述的主流形态及其所关涉之复杂多元的问题论域，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必将再度引发持久而广泛的关注——即如何以历史化的方式，重新激活肇始于1942年，且在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中以强有力的姿态形塑当代文学的基本面向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从而在当下语境中有效完成对这一“未完成”的传统的接续。此问题无疑关涉到赵树理、柳青，以及在1980年代迄今之历史氛围中有心接续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路遥及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史评价问题。也因此，在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中的主人公带灯的评价问题上，陈晓明表达了他内在的犹疑，“带灯这个人物在我们现当代文学的人物谱系中意味着什么”。“这个很难的问题其实困扰我很长时间，包括我写《中国当代文学主潮》那个书的时候，我觉得也是面对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评价我们曾经有过的一段叫作社会主义文学”。即便意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但具体如何阐释，却似乎面临重重困难①。此种困难在多重意义上关涉到1980年代以降文学史叙述成规及其所表征之观念的内在分歧，亦与意识形态叙述重心的转移密切相关。以“断裂论”结构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重新确立“‘五四文学’(启蒙文学)主体地位”的同时，将左翼文学、延安文学“边缘化”，“表现在‘当代文学’中，则是‘新时期文学’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50-70年代文学’的边缘化”。更有甚者，在更为激烈的“断裂论”中，“‘50-70年代文学’被逐步排除在‘现代文学’之外”，且被置入“文学/非文学(政治)、启蒙/救亡乃至现代/传统等类型化的二元对立中加以确认”②。自晚清开启，至“五四”强化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及其所形塑之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仍在多重意义上影响着文学史观念的基本面向。缘此，则无论“一体”到“多元”、“庙堂”(广场)与“民间”，还是“共名”与“无名”，均分享着同一种非此即彼式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表层的“解放”的能量之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另一种思想及审美资源的“遮蔽”和“压抑”。因是之故，作为“重写文学史”实践中重要文学史构想的“20世纪中国文学”或许并不能涵盖“20世纪中国”所有的“文学现象”。其以“未曾自觉的‘现代性'”和“不加反思的‘文学性’”读解“20世纪中国”，既存在着“漠视‘革命’这一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现象”的问题，亦无法理解“‘农村/农民’这一20世纪中国最大的群体”③。而“人民的文艺”的兴起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历史寓意亦“被迫”消隐。“底层”突围的困难，“新伤痕文学”所表征之历史和现实难题，以及更为宽泛的“80后”面临的现实和精神困境，均或隐或显与此有关。而重建直面现实的“宏大叙事”，或接续柳青和路遥传统，尝试在“总体性”意义上书写大时代及其间个人和群体命运的历史性变化，必然面临褊狭的文学史观念所致之评价的困难。 此外，超克“五四”以降之现代性理路，在古今贯通的大文学史视域中考察陈彦作品与古典传统的承续关系，并将其视为现实主义拓展的可能性之一种，亦颇为重要。如论者所言，在古今分裂的意义上“五四”现代性传统虽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五四”诸公所面临之历史与文化语境已发生变化的新的历史语境下④，以返本开新的姿态重续古典传统正当其时。要言之，超克“新时期”以降诸种文学史观念之局限，在更具包容性的视域中重新梳理文学与历史和现实双向互动的思想及审美路径及其意义，无疑属有效阐释具有多重资源汇聚意义的陈彦的创作的前提。而如何处理“五四”新文学传统、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降之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以及中国古典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仍属无法绕开的重要论题，亦为本文展开的基本视域和重点所在。 一、“总体性”与建构的现实主义 自1990年代迄今，无论现代戏还是小说创作，关注不同时期普通人在具体的历史和现实氛围中所面临之迫切问题，且在宏阔的视域中肯定性地回应时代的精神疑难，属陈彦作品一以贯之的重要特征。如马克思所论，密切关注“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⑤尤为重要。因为，“生活，实践是反映的基本出发点，而从这个基本出发点去反映现实的生活关系”⑥，属反映方法的基本特点之一。也因此，历史视域、现实关怀甚至对未来的可能的希望愿景的总体性的体察程度，一定意义上影响到作品对现实发掘的广度、深度与高度。而能否超越单一的观念限制，自更为宽广的历史、现实和思想视域中整体性地思考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洞悉现实发展的内在规律，则直接决定作品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高下。对此种视域有极为深入的写作经验的路遥因之格外强调柳青遗产的如下特征：柳青“并不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而透彻的了解；他同时还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去，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上去检查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也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⑦。亦是其以《创业史》虚拟空间的营构表征1950年代的总体性问题，从而成为“十七年”文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写作《平凡的世界》时，路遥努力在更为宏阔的视域中以“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全景式展现1975-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既力图“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和状态”，也就不能回避对生活“做出哲学判断”，“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⑧。其旗帜鲜明的“倾向性”，自然因是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