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改革开放后“欧美女性主义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与实践资源再度引入”中国时，戴锦华曾深刻地指出：“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实践介入，却迥异于非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以男女平等、而是以对性别差异的强调为开端。其直接的对话对象，无疑是建构在阶级论基础上的、否认性别差异的社会结构。”①确实，自新时期以来，无论女性作家写作或人文社科领域女性主义研究，都尤其强调女性的性别意识，或日女性的特殊性和主体性。诚如贺桂梅所概括的：“当代女性文化则在反思以往的妇女政策的基础上，侧重于将女性问题与阶级议题分离……从与新启蒙主义话语的结盟到引进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女性话语始终潜在地以中产阶级女性作为女性主体想象的基础。于是，革命时代的工农女性形象逐渐从文化舞台上消失身影。”②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将性别与阶级议题分离的情况逐渐消退了，相反，由于一方面受国外解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在国内去革命/后革命语境下，性别问题更多地在与阶级斗争、民族战争和社会革命等议题的结合中凸显出来，但其核心仍与上世纪末的新启蒙思潮一致，即强调女性的主体性。有研究者称： 关于从延安新政策开始的中国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史，形成了一些影响广泛的“定见”，比如革命政权是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但没有特别关心女性性别本身的问题；比如革命实践尽管赋予了女性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但却忽略了女性在社会角色和文化表达上的独特性等；这些“定见”并没有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得到具体讨论。③ 事实上，目前与此相关的研究绝大部分正是在具体化这些“定见”，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研究范式：将新中国的建立视为民族国家的建构，再借助解构民族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揭示革命政权/革命实践与女性之间的矛盾与裂缝以及前者如何将后者收编和利用，从而牺牲/掩盖了妇女的主体性/独特性。在这种情况下，赵树理的作品往往成了此类研究范式的注脚，过去那些被认为是体现了妇女翻身解放的作品现今皆成了工具论的力证。 这其中，备受关注的焦点就是“劳动”，即革命话语及革命实践中的妇女问题实则是为了解决战时后方劳动力空虚以及经济困难这一主要困境，并且为了服务于这一主要目的，革命政权“维护农村父权制家庭结构”，“传统农村父权制家庭结构下性别问题被遮蔽了”： 尽管战争时期，由于男性参军而造成的空缺有可能削弱家庭内部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但由于维护家庭结构关系和乡村伦理秩序，事实上压制女性的父权制结构并未松动。而且因为强调生产，往往是那些此前控制家庭资金和有更熟练技术的老年女性(母亲或婆婆)，更能在生产运动中得到好处，她们对年轻女性的控制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因此，如果说经济生产能够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话，但却不能改变由于资本的引入而导致的农村女性内部在年龄、经济地位、技术掌握等方面形成的新的控制等级。④ 现今此种论断比以往的研究貌似更专业也更严谨，然而，这却与我们所看到的解放区的众多文艺作品，比如赵树理和孙犁等人的小说或其他戏剧和报告文学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正相反——在这些作品中，农村的年轻女性，无论是媳妇还是女儿，无论在生产还是生活中，其家庭地位都是明显上升的。并且，仔细思考还会发现，上述的论断其实混淆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维护家庭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或者说单位)是否就等同于维护封建的父权制结构？ 下面，我们就以赵树理的《传家宝》来详细探讨上述问题。这部作品只有一万来字，几乎通篇都是在算账，篇幅虽小，但绝大多数赵树理研究者都会关注或提及这部作品，可却鲜有人去细究这其中关于“算账”的书写。因为算账对于农民来说太过于日常了，赵树理既以“农民作家”、“文摊作家”自居，那么大家对其作品充斥这些情节也就视为理所当然，况且，这不外是农民作为眼光短浅的小生产者之一的明显特征罢了。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赵树理作品中农民说理的问题，是的，农民爱说理，不过农民也爱算账，并且常常是通过算账来说理，而这点却容易被人所忽视。 一、劳动与妇女解放的基础和向度 《传家宝》讲述的便是典型的“婆姨汉”结构家庭。家里有三口人：李成、李成娘和李成的媳妇金桂。李成娘有三件宝：一把纺车、一个针线筐和一口黑箱子。尤其是这口“不知道是哪一辈留下来的”黑箱子，“完全坏了，角角落落都钻上窟窿用麻绳穿着，底上棱上被老鼠咬得跟锯齿一样，漆也快脱落完了，只剩下巴掌大小一片一片的黑片”。但李成娘将之视为传家宝，里面有一捆捆“没有洗过的，按块子大小卷，洗过的，按用处卷”的破布。“她守着这份家当活了一辈子，补补衲衲，哪一天离了也不行……想早给李成娶上个媳妇，把这份事业一字一板传下去”。可惜李成爹在时，家里一直穷得娶不上媳妇，直到李成爹死后，共产党来了，才分了地又娶了媳妇。娶媳妇本是一件大喜事，以至李成娘“高兴得面朝西给毛主席磕过好几个头”。可没过几个月，她就发现媳妇金桂“爱跟孩子到地里做活，不爱坐在家里补补衲衲”，有违“男人有男人的活，女人有女人的活”的通例；更在“半年之后，金桂被村里选成劳动英雄，又选成妇联会主席”，从此不仅不拈针过线，而且凡事不问婆婆，“自己就作了主”，“这才叫李成娘着实悲观起来”⑤。 李成娘对媳妇金桂的意见越来越大，以至后来“嫌她洗菜用的水多、炸豆腐用的油多、通火有些手重、泼水泼得太响”。待到阴历正月初二那天，李成娘打算等女儿小娥回娘家的时候，好好地跟她数落一下媳妇。当着小娥丈夫——也是金桂的上级和姐夫——的面，李成娘抢先责问：“你问她一冬天拈过一下针没有？纺过一寸线没有？”金桂反觉得自己终于得着机会可以辩白了：“娘！你说得都对，可惜是你不会算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