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1954年完成《创业史》第一部的第一稿，此后增删修改多次，1956年完成第二稿，1958年改定第三稿。1959年《延河》杂志连载了《创业史》第一部。1960年小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②就在这7年(1954-1960)里，新中国处于建国后的再一次巨变过程之中：诸如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商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从单干、互助组发展到合作化社会主义的高潮阶段，随后又推进到“大跃进”中的人民公社，以期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新的可能性，等等。《创业史》的创作修改虽然历经多年，但实际只写了1953年这一年关中蛤蟆滩的社会变迁(题叙部分单独叙述了24年的社会主义前史，可除外)。小说对这一年的历史实践状况并没有全盘刻画，而是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选择、浓缩、扩展，从而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创业史》风云画卷。我们不妨把柳青《创业史》中打造的国家—社会—村庄图景，看作是他对自己亲身投入的新中国建国初期历史实践经验的某种再认识和再反思(而不是直接再现)。如果考虑到《创业史》的出版时间是在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6)一书之后，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氛围对于作家认知的规定性，我们会发现柳青在小说中对历史经验的某些认知和整理，与中共的政治认知共享了不少相同的结构性内容，比如使用阶级论来结构村庄人物关系与两条路线斗争等；不过，我们仍能从《创业史》中发现，柳青在构想中国人进入社会主义这一历史瞬间时，提供了诸多超出当时官方政治认知的独特感受与视野，而这些正源自他对自身历史实践和文学实践的独特认知与理解。 从这个角度来说，《创业史》中的每个字词每段话每个人物的构成都可能叠加和缠绕着1950年代中后期官方的政治认知及其引导的文学创作观念与机制、柳青自身对1953年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某种认知、感发和期盼，以及柳青在创作时有意或无意透露的社会生活中的某些观念意识及认知状态。这使得我们需要拉开建国初期的创业史(尤其是1953年的历史实践经验)、柳青创作过程中党在政治观念和政策上的变化及其对文学创作观念和机制的影响、柳青自身对社会主义实践的认知理解和构想，以及《创业史》所呈现的文学图景等几个方面的距离，仔细辨析柳青以怎样的认知和感受方式，在怎样的历史实践和处境中，构造他所理解的新旧中国和新旧中国人。 我们且看《创业史》正文之前的三段题记：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毛泽东 创业难……——乡谚 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中国农村格言 第一段题记引自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第四篇《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道路》。③在1956年该著出版之后，如果柳青想引用此书中的话，原本可以有很多既更加配合当时政治形势需要又符合一般所理解的《创业史》主旨的其他选择。比如，柳青可挑选《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这篇中突出党的路线与人民结合将战无不胜的词句：“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④，或《严重的教训》中突显政治挂帅的口号：“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⑤，等等；这些都能更配合1950年代后期各种政治运动的思想倾向。他也可选择一些突出合作化优越性、必然性的段落，比如“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⑥，或“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⑦，等等；这类句子在书中并不少见。他还可以摘录书中凸显合作化的中国史意义甚至世界史意义的段落，如“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⑧。而柳青在《创业史》题记中所引毛泽东的这段话强调的是，即便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仍会顽固地走老路，但是当社会主义再次发展和变化到另一个历史状态时，这些顽固者也可以改变态度。柳青题记中所选的这段话并没有紧密配合1956年后党中央所期待的宣传口吻和政治态度，他的选择毋宁说体现了他对建国初期创业史实践的内在发展逻辑的理解转移到了其他方面。 这一点如果结合第二句题词“创业难”，更能看清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大量案例，大多叙述的是一个人只要特别投入并赞成党所指引的方向，就很容易跟党中央保持思想上的相通性，新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将势如破竹。而柳青这里的“创业难”要说的是，旧中国整个社会状况不理想，大部分人要创业，很难；但即便到了新中国，创造社会主义大事业，先进者要让那些顽固者改变态度，仍然很难。也就是说，柳青用这两句题词来指认他所理解的新中国的创业史经验时，其所内含的方向性和倾向性，跟《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和此书出版后的整体社会政治氛围，并不完全相符。柳青所认知和要强调的新中国创业史实践经验中的内在逻辑，一开始就以题记的形式被凸显出来，区别于官方在1956年后对新中国初期实践经验的主导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