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0年代人”与40年 如果说《无名指》①是李陀以小说的方式对当下中国现实做出的回应，那么稍早出版的论文集《雪崩何处》②，则可说是李陀对自己多年文学批评实践的一次回顾和总结。《无名指》单行本在2018年出版，距离李陀1978年以《愿你听到这支歌》获得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刚好40年。对于许多年轻学人而言，他是一个从文学史里走出并再度回归的历史人物。40年的时间长度，给人以足够的心理冲击，也使人们获得一个契机反思当代文学的来路及其未来走向。 以李陀为个案讨论当代中国文学40年的历史变迁，有其独特的典范性。他的身份是多样的，既是作家，也是批评家、编辑和文学活动家，诸种身份有机地统一在他身上，使他始终活跃于当代文艺实践的现场和前沿。从“新时期”文学开端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革命”，再到90年代的思想论争直至21世纪的文学与思想实践，李陀一直是当代文化思想场域中的亲历者和重要人物。可以说，他本身的经历就是一部微型的当代文学史。当代中国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是，80年代出场的一代人或两代人(包括文学、电影、思想等诸领域)长期占据着文化场域的主导位置，即便人们不断地呼唤着“代际”更替，自90年代开始，发明了“70后”“80后”乃至“90后”“00后”等诸多说法，但“80年代人”在许多场合仍是文化的“主角”。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某一特性，表明80年代构造的话语形态和知识体制有其强大力量，足以覆盖当代40年的历史。李陀无疑是80年代出场的风云人物之一，圈内“陀爷”这一同时带有辈分和话分的称呼，显示的也是李陀在文学界的分量。 不过，80年代文化与知识群体的这种生命力并非一直是稳定的，最大的挑战源自1980-1990年代之交的历史断裂。1990年代后，宣告“新时期的终结”和“后新时期”的来临，曾一度成为文化界的重要话题；而将“新时期”文学“历史化”的研究则更强调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化使得新时期主流话语已无法回应当下的现实问题，80年代文学和作家似乎已真的进入了“文学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陀《无名指》和《雪崩何处》的出版，使得80年代文学史与当下文学实践之间发生了独特的互动关系，已进入文学史的问题、对象再次与今天发生了关联。李陀的小说实践和批评实践因此既是历史当事人的检省，是与几已定型的学院派文学史知识的一次历史对话，同时也是基于新的当代意识和历史视野而对当代文学的重新定位。他在《雪崩何处》的前言中明确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识：“回顾自己过去写过的文字……借这个机会观察一下自己，不只是文章的好坏对错，还有思想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是，走过什么岔路，经历过什么曲折，在什么地方撞墙，在什么地方迷途知返，又从哪个路口停了下来，耐心地为自己画出一个新的地图，然后再出发，再探索。”③这幅地图不仅是李陀个人的，因其在文学界的特殊地位，可以说这也是对当代文学40年道路的一份自觉而有意义的回顾与反省。 《雪崩何处》收入李陀从80年代到21世纪写作的近二十篇评论文章，以时序分六部分，从篇目的编排和筛选上看，描画自己文学道路的意图是清晰的。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个李陀”的形象。这不仅指李陀借以展开文学批评实践的话语方式、理论资源和思想立场发生了极大的分裂性变化，同时也指李陀在回顾历史时清醒的不无痛苦的自我意识。在说明“80年代的五篇文章”时，他写道：“和很多人一样，回想一下我思想上的转变，1989年是个转折点，特别是九十年代前后的十多年，思想波动很大，那之前和那之后，差不多的确有两个李陀。”④这种转折并不是批评家的主动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多种因素导致的被迫反应。在论及自己为何在90年代转向大众文化研究时，他这样写：“只不过短短的几年，消费主义文化就像洪水泛滥一样席卷全国，把我用一生时间来熟悉、认可的一切，文学艺术、价值规范、道德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风土人情，都一下子冲得七零八落，这给我带来的震撼，用目瞪口呆都绝不足以形容。”⑤面对这种“精神破产”的废墟和窘境，李陀选择的是“抵抗”，而抵抗的方式则是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向和批评路径，直面大众文化去研究它、批判它并力图突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迷障。这里的“抵抗”很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意思。面对现实环境的巨大改变，原来熟悉的一切精神资源都已被摧毁，但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批评家的精神状态，即直面现实并积极寻找介入的方式。这也决定了90年代之后的李陀，不再是80年代的李陀。在80年代，他谈的是文学的“语言”和“形式”，寻求的是冲决既有文学体制束缚的“文学革命”；而90年代之后，他谈的是“现实”和“批判”，关心的是“今天的文学艺术怎么才能和今天的现实生活发生连结”。《雪崩何处》的第六部分收入了李陀90年代之后写作的“三篇评论、一篇序言”，他写道，“如果拿这几篇文章和八十年代写的那些文章相比，确实变化很大，确实前后不统一，差不多可以说是两个李陀”。但他旋即用“非常李陀的方式”反问道：“可是，中国这三十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一个人能不变吗？不变有什么好？变一变有什么不好？”⑥ 李陀对“变”这一问题的敏感，很大程度源自他作为文学圈前沿“风向标”式人物经常面临的诘难：“李陀又变了”，其隐含的语义是“李陀前后不统一，自相矛盾”。但与那种不断追逐文坛新时尚的变色龙式人物不同，李陀从80年代到90年代后的转变，并不是一种投机主义的取巧，而是基于自我反思与自我否定而对新的时代和现实做出的批判性回应。因此，值得尊重的，正是他在痛苦的自我撕裂中顽强地探寻介入现实路径的自我批判勇气。这份勇气，或许才是真正的“80年代精神”。80年代的许多具体观点、话题、思路和理论资源可能改变了，但没有改变的是那种积极与现实保持紧张的对话关系、努力探寻并介入现实的批判精神。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李陀并没有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