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研究界“史料热”已持续一二十年，尽管参与此话题的学术队伍已颇具规模，研究成果也数量不菲，然而，研究实践中观念、意识及方法上的一些误区，一定程度上牵制甚至伤害着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整体学术品格。热闹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需要沉潜与反思。“知识化”作为目前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现象，就值得我们关注。所谓的“知识”是相对于“问题”而言的概念，“知识化”现象即指史料研究过程中始终体现一种“知识”的眼光与意识，它将“问题的探讨”降格为一种“知识的言说”，甚至是某种“常识的复述”，从而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下削弱了研究活动的学术含量。 “知识化”现象首先体现于研究者看待与处理史料的方式。尽管我们也说，“史料就是观点，就是理论，就是方法”，但这是就某个研究活动中史料的整体运用而言的，即只有在史料的择取、辨识、呈现等诸多环节的通盘考量中，才能彰显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理论思维和研究范式。离开了综合与演绎，史料只是一些历史的碎片，很难形成独立或完整的知识价值，更无法呈现研究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史料研究的问题或意义只能存在于复杂史料的智性组织与阐释之中。然而，或出于问题意识的不自觉，或惮于史料收集工作的艰难，一些研究者习惯于使用常规性史料，并将研究活动锁定于常规性史料指向的知识空间。由于这些史料传播广泛、使用频率高，因而极易被研究者作为一种“真理”接受。如果对这种史料深信不疑，或以这些史料所指向的“事实”为学术的目标，那么研究活动一开始就掉入了知识的陷阱。 以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研究为例。公共性史料对第一次文代会的描述，通常聚焦于两个层面：一是会议“庄严”、“隆重”、“热烈”的现场，二是确立了“工农兵文学”的历史地位与发展方向。某种程度上，会议规模的空前，党内高层领导人的悉数出席，大会报告(公开发表)的高屋建瓴，与会者自豪激越的回忆性文字等，都可视为第一次文代会如此形象与定位的具体注脚。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公共性史料描述的第一次文代会固然有据可资，但“本质化”的叙事指向与话语方式，使这种叙述在“定型”第一次文代会之同时，也难免会遮蔽其多元、生动与复杂的一面。诚如没有任何一种话语可以“全面复现”历史一样，公共性史料触及的，也许是第一次文代会的基本事实或整体面貌，但难以照顾到会议具体的进程与丰富的细节。历史中的第一次文代会可能还有另外一些景象存在，这部分景象恰恰是公共性史料所难以提供的。如果完全以公共性史料作为想象第一次文代会的方式，那么对第一次文代会所谓的研究，就很可能只是一次拘囿于某种特定话语之下的“知识重蹈”。 事实上，由于时局特殊(全国还没有解放，新中国政权还没有宣告成立)，加上筹备时间紧张，第一次文代会很难开得像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文代会那样规整。比如，因“交通阻滞或工作牵连”，不少代表在大会开幕后才陆续到达，有三十七位代表甚至滞留在香港，只能通过学习相关报道来“参加”文代会。①会务组虽然早早发出了书画作品和表演节目的征集通知，但因邮政不畅通，一些书画作品直到文代会结束之后才寄达。出席大会的政治领导人阵容齐整，但毛泽东亲临会场则不是大会既定的安排，而是他个人临时的决定。②重要领导作报告，即便是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个别代表也可因其他事宜而中途离场。③为彰显未来的文艺方向，大会安排了不少以工农兵生活为题材的表演节目，但一些代表抓住这难得的开会机会与友人相聚，会余时间也很少去看演出。④代表们参会的心态，普遍是“热情都非常高”，“精神都非常振奋”，“非常受鼓舞”⑤，或者“我们每一个人是带着革命胜利的兴奋心情来到这里，同时更是带着发展工作的紧张心情来到这里的”⑥，但诸如巴金、叶圣陶、郑振铎、欧阳予倩等一批来自国统区的文人，因此前的文艺实践与“工农兵方向”存在距离，内心也难免有一种“我是来学习的”焦虑或观望。 我们见到的几个重要报告，表述严谨规范，凝聚着新中国文学的想象与规划，但现场报告的推进过程和对报告精神的具体演绎，则可能存在不同于公共性文本那般严肃与正规的景象。公开发表的郭沫若的大会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围绕“文艺运动的性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任务”等重要问题展开，报告思路清晰，饱含“思想高度”和“战斗激情”；而据一些与会者的日记或手记记载，郭沫若的现场发言似乎内容更为纷杂，言语也颇为“家常”，多有“被张道藩排斥”、“不容易出青木关”、“上海进步的报纸为美国电影作义务广告”、胡适成不了“五四领导者”、冰心笑谈“你们哪有一个好的男作家”等杂芜琐碎的私人性故事，不时地揶揄与调侃，还经常引发台下代表的笑声与互动。⑦会上刘芝明对萧军的批判同样如此。公开发表的文章《东北三年来文艺工作初步总结》，里面对萧军的批判呈现着当时的理论思维与话语方式，即从“阶级”立场出发，着力揭示其“有害的毒汁”的“思想本质”，以及“最后挣扎”、终“被打垮”的历史命运；⑧然而会上刘芝明对萧军的实际批判，则似乎更生动地联系着萧军的各种生活细节：“萧是个人主义，不是为了人民，[以]假革命来发展自己，靠共产党作生易[意]。到了18年的战争，他要像薛平贵一样，筹粮登基。他在抚顺煤矿工会文化[工作]。他说，‘到鞍山，看到那高大的熔矿炉，才知工人阶级伟大。’到了抚顺，他想改名。到了[临]回来，抚顺[方面]说，萧军虽然有错误，希望你写我们。他说：‘我慢慢来吧。’他有了肺病，比第一期重。”⑨诸如此类的材料显示，在常规性史料所呈现的形象之外，第一次文代会还存在另一种历史表情。它有兴奋与期待，也有随意与轻松；有对文学的历史诉求颇为一致的接纳，也不乏传统文人集会的“民间”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