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18)06-0001-08 关于文学的规定性，历来有两种普遍的说法：“文学是人学”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般说来，前者关乎文学的内容与精神，后者主要侧重于文学的形式。不言而喻，这两方面是彼此关联、不能割裂的。就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来看，现代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是以语言形式的变革为突破口的，但支撑和主导这种变革的，却是以人的解放和自由为目的的入学观念。新文学走进当代，阶级的、革命的人学观念伴随着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成为不容置疑的主流意识，也必然要求文学形式做出新的调整乃至根本性转换。诗歌当然不能例外甚至还得率先垂范，不仅诗的内容与精神要与时代保持高度一致，而且还需要通过语言方式与形态的“更新”来保障这种一致性的彻底与纯粹。从当代“权威”批评对诗的审查来看，形式问题常常成为裁决诗人思想倾向和立场的更为鲜明而直接的证据。①因此，在思想内容、精神情感已经无需多说的情况下，所谓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就只能限定在形式的方面，历史的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改造”和“学习”成为了最重要的文艺政策，关于新诗发展的道路，自然也就体现为确定学习对象进而完成改造任务。当时，新诗的学习对象曾被明确规定为民歌和古典。不过，由于民歌与古典诗在存在状态与方式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即民歌的非确定性、当下性与古典诗的既成性、稳固性，学习过程中它们被强调和运用的程度并不相同，因此它们对新诗的实际影响是不一样的。而且，也由于学习对象本身的规定性及其之间的差异性，少数以更审慎的艺术态度参与到新诗道路讨论中的诗人、诗评家，也意外地得到了一些属于诗本身的并不开阔的话语空间。 一、关于诗的“最高”规划 无论出于何种形式，毛泽东对于当代社会的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关于新诗，毛泽东发表的比较著名的谈话主要有三次，兹录如下： 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1] 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要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还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2] 要做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3] 可以看出，毛泽东把中国诗分成古典、民歌和新诗三种。在发展方向和布局上，他主张“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这所谓的“新诗”，是白话诗，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创的新诗。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并以“大跃进民歌”运动相配合的背景中，毛泽东明确表达了对新诗现状的强烈不满。这主要出于“全民动员”的政治需要，但也不能排除他个人趣味的偏好。据介绍，当年曾有人把郭小川的诗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我一向认为他(即郭小川，引者注)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他是学马雅的，写的也是‘楼梯’诗。你知道我是不看新诗的，你也常发一些新诗，什么‘新诗’，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将军三部曲》《致青年公民》等等，我都看了，这些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4]毛泽东在1958年所提出的“中国诗的出路”，实际上否定了新诗的历史，“基本上是一种不承认新诗已经建立自身‘传统’的‘重建’的意识”。[5]86而关于如何“重建”，毛泽东的几次谈话表面看来似乎并不统一，其实却不然。就“古典”和“民歌”这两个新诗的学习对象而言，毛泽东是有所区别的。就“古典”而言，固然有“不宜在青年中提倡”“束缚思想”“不易学”甚至“绝不能要”等判断，但这都是出于“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的实际效果的考虑。毛泽东不否定古典，主张在一定前提下“可以写一些”。因此，作为“主体”的“新诗”，实际就是后来所说的“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的“新体诗歌”。在这里，毛泽东所说的“养料”和“形式”，也就是内容和形式的意思。内容上，不言而喻地是指与“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需要相一致的方面；关于形式，则就是1957年与臧克家、袁水拍等人谈话时提出的三条标准：其一是精炼，其二是有韵，其三是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②毛泽东还曾说：“新诗的改革最难，至少需要50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③这段话既固然表明了对“新体诗歌”定型化的难度的估计，其实也是试图通过约50年的时间，推翻新诗的既有传统，重新建设的具体目标规划。作为一位创作了大量古典诗词的优秀诗人，毛泽东充分知道定型化对于诗的重要，也充分明白诗形变革的复杂和艰难：“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③而关于这种变革的原因，他则更侧重于从“时代需要”的宏观方面去把握：“中国的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③因此，他也自然地从“时代需要”出发，希望在当代中国能够产生出定型的新诗体；所以他会明确提出“新体诗歌”的形式“三条”，甚至还多次提出为“新诗”编一本“新诗韵”的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