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诗歌》与建国初期诗刊“人民话语”的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8)08—0161—08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当代诗刊的研究版图中，人们往往把目光聚焦于1957年创刊且对当代诗歌生产与传播产生深远影响的《诗刊》和《星星》，有意无意忽略了1950年创刊的两份“当时最有影响的南北两种诗刊”[1]——《人民诗歌》和《大众诗歌》。其中1950年1月由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创办的诗歌月刊《人民诗歌》，虽然在1950至1951年间发行12期后便匆匆“夭折”，但其不断寻求诗与意识形态关联的编辑理念，探求与尝试新颖而独特的栏目设置、办刊策略和传播方式，为《诗刊》和《星星》创办与发展转型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与启示。尤其是，《人民诗歌》在建构当代诗歌的“人民话语”方面累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所谓“人民话语”是指“以人民概念为中心的一系列相互联系构成的整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建构的独特的话语体系”[2]。本文试图从“人民话语”空间的多维构筑、“人民话语”体系的创制和“人民话语”资源的创化整合三个维度，探析建国初期《人民诗歌》是如何迅即有效地建构“新的人民的诗歌”话语系统，打造独具时代与民族特色的诗刊风格的。

      一、“人民话语”空间的多维构筑

      虽然诞生于1950年的《人民诗歌》性质上属于同人期刊，但是作为革命进步团体“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会刊，它的办刊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3]，一方面“团结更多的诗歌工作者”，另一方面“藉诗刊的发行，在工厂里和学校里进行组织群众的文教活动工作”[4]。由此可见，《人民诗歌》的服务对象“人民”或“群众”，更确切地说，是“直接参与劳动或战斗的同志”[3]，瞄准“工农大众的方向”[5]。刊物要实现服务“人民”的读者定位，要想“诗歌成为群众自己的东西”[4]，就是要让“人民”在文艺的舞台中拥有自身的话语权，要在权力的赋予与补偿中实现“文化翻身”的获得感。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人民’话语获得了某种天然上的话语优势”[6]，对于《人民诗歌》的编者而言，要把这种话语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首先要解决的是言说空间问题，因为言说空间“是话语生存的家园”[7]，是话语表达、传播和接受的信息交流平台与载体，是“人民”实现话语权的基本前提和条件。《人民诗歌》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坚持为“工农兵”诗人开设诗歌专栏(见表1)。

      

      由表1可知，在1950年相较于北京的《大众诗歌》不定期设置“工农兵”诗歌栏目，《人民诗歌》几乎每期都开设“工人诗选”和“战士诗选”专栏，第4期和第6期还专设“农村生产救灾”和“生产民谣”专辑，这种革新力度和持续度在建国初期的刊物中并不多见。虽然这些诗歌大多篇幅短小，但总数达70余篇，更为重要的是，屈楚、杨里冈、陈道用等人还专门负责诗稿的组稿和编选，并且以系列专栏的形式固定下来，足可以反映《人民诗歌》的编辑为开拓“工农兵”的诗歌发表空间所做的不懈努力。尤其是，“工农兵”作为业余诗人与专业诗人或诗评家在刊物中共享诗歌的言说空间，这种“有意味”的空间政治背后传递和释放出一系列重要的诗刊话语转型迹象与信号：其一，“工农兵”是有资格言说的历史新主体。他们跳脱了国民性话语的牢笼，在“人民话语”谱系的烛照下从国民“劣根性”的幽暗历史隧道中挣脱出来，成为新民族国家生产和文化建设的新主体。“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启蒙知识分子操持着国民性话语，“对中国民众，特别是工人、农民等底层民众的消极否定尤为突出”[2]，包括阿Q在内的一大批农民身上潜藏着不易根除的国民“劣根性”，被知识分子视为亟待“启蒙”和“唤醒”的“负价值群体”。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话语实现了对国民性话语的‘价值反转’”[2]，在《人民诗歌》的编者看来，“劳动人民的诗歌工作者”“是劳动与斗争的直接参与者，他们具有实际生活的体会与坚定的阶级立场，这样，已经具备有诗歌创作的先天条件”[4]，“工农兵”的主体性价值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得到充分肯定，不管是缝制工厂的女工也好，还是铁路或印刷厂的工人也罢，不管是炊事班的战士也好，还是水陆空战士也罢，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有资格面向历史与时代进行言说的新主体，《人民诗歌》为“工农兵”敞开的言说空间其实是对其“翻身作主人”后具备合法身份和言说资格的一种特殊的认定方式。其二，“工农兵”是有能力言说的文化新人。“战士诗选”的编选者说：“工农出身的人，在旧社会中，一向是受人鄙视‘没有文化的’，现在全中国即将全部解放，由工农兵政治翻身而带来的是文化上的大翻身”[8]，这其实就从今昔对比中，指出了新的国家“工农”实现“文化翻身”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他们以仰视目光阅读“工农”的诗稿：“那种直率的称呼，生动的语言，坚定的信念，强烈的爱和深切的恨，开阔像海洋的胸怀，朴素健康的感情，充满了每一行诗句”[9]，也就是说，编选者从诗歌的情感、语言、精神等维度发现了工人诗歌书写中的殊异风貌，这种风貌足以让那些“苍白鬓发的亭子间诗人看看也要吃惊的”[9]，人们也就没有理由不相信“工农兵”有能力在新开辟的诗歌空间里展示自我的文化风采。总之，《人民诗歌》一以贯之开辟“工农兵”诗歌专栏，充分表明了刊物以顺应时代潮流为发展方向，以对“工农兵”的充分信任为基础，在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诉求的同时，建构当代的“人民话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