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二○一八年的夏天，我回望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忆念如风而过的那年月。 这里的“春天”是写意的。一九七八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它开启了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里，新时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时代，是一个精神激扬的岁月。它注定要成为现代中国史书写的重要节点。二○一八年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程再出发。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不经意间，已过了四十年。我想起先人曾经说到的近代中国，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倒是确实的历史，但变局之“局”，却有着许多令人不堪回首的沧桑沉郁。现在我要说的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局。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我们开始了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之旅。于我个人而言，正是改革开放的春风绿了江南岸，才让我人生蓝色的梦想在想象和非虚构中若隐如现，自己小历史的叙事也就有了新的可能。四十年，从青葱二十，转眼已然花甲。眼前风景日新月异，心底天地气象万千。 无论是从国家民族的发展史来看，还是从个体人生的际遇而言，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时代。我们见证了或者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参与了这样一个大时代，致敬，由衷而生；感恩有你，让我们的个体生命在与时代的相遇中，照亮了更多的梦想。基于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情景，我们阅读、梳理、论述四十年中国文学，自然就更多了一份真切之感。 时代与文学是一个主题明确而义项丰富复杂的话题，尤其是我所指说的这样一个时代。改革开放是这个历史段落的主题句和关键词，给这个时代的激变和跃动，供输了巨大的动能。激变着的并且多有新质的社会生活，激活了写作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且为写作提供无比丰富、复杂的对象和质料。时代激发和生成了文学，而文学以能动的方式反映了、刻录着时代生活。在文学的诸多门类中，报告文学是一种最为殊异的文体。这是一种发生仅有百多年历史的晚成文体，尽管中国文学有着久远的史传文学的纪实传统，但具有现代文体意义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基于近代新闻事业发展而衍生的新闻文学。新闻是它存在的前提，与新闻相生的新闻性(非虚构性)、时代性等，是报告文学价值生成之基和核心要素。正是在这里，报告文学与时代社会生活有了更为直接的关联。 作为一种非叙事文体，报告文学的叙事有着多种的可能。但毫无疑问，它首先是一种独特的时代文体。正如茅盾八十多年前在《关于“报告文学”》中所指出的那样：“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①以非虚构的方式对“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进行有意味有价值的文学书写，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主要功能。与时代同行的报告文学，报告的是行进中的时代，存活的是渐行渐远的历史。时代，现实，永远以一种进行时态出现，转眼却已成过往，成为历史的过去式。因此，具有时代品质的报告文学，不仅具有其基础性的新闻价值，还有着特殊的文学功能和直接的历史档案意义。这些多功能的集成融合，显示着这一文体独具或更为优长的体能。而从历史生成而言，报告文学具有正史所缺失、个人史所不及的独特的视角、视域和叙事品质。这一文体所建构的历史是无可替代的，或可说它可以弥补其他种种历史叙事的不足。 观览四十年中国报告文学，其时代“史记”的特异功能尤为显见。四十年的报告文学以编年展开，呈现的就是一篇改革开放纵深而开阔的大历史，或如一部场景不断变化着，而故事连缀、异彩纷呈的电视连续剧。在这一时段，凡是重大国是国事或别具大意的事件、事象和人物等，报告文学都有即时的反映和生动的呈现。国家叙事是四十年报告文学的主要叙事类型。无疑，改革开放是史无前例、影响深远的重大事项与主题，是报告文学最值得书写的内容。改革开放潮起，报告文学作家闻风而动。程树臻《励精图治》、李延国《中国农民大趋势——胶东风情录》、张锲《热流》、杨守松《昆山之路》和张胜友《十年潮》等作品，摄照一个工厂、一个县域、一个地区、一个省份、乃至一个国家如火如荼的改革风景，敢闯敢试的改革大潮，从细部和宏阔的有机结合中，具体生动而富有典型性地展示了农村与城市，农业和工业各地各方面，由改革而生成的可喜变化。此后，李春雷《木棉花开》、吕雷、赵洪《国运——南方记事》、何建明《我的天堂》、杨黎光《横琴——对一个新三十年改革样本的五年观察与分析》、高艳国和赵方新《中国农民书》等作品，差不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以回叙的方式，翻捡出已经沉淀的历史，以各自不同的对象选择和叙事制式，将在改革开放历程中大有史意的人和事，重新推置读者面前。这些作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大写和特写，在时光流逝中，它们存录了一个时代珍贵的历史记忆，一种关于历史曾经在这里转折的原真图景。自然，港澳回归是四十年中的特大之事，是百年中国梦中的重要一节。张雅文的《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是港澳题材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作，作品的叙事“奔跑于现实与历史之间”，既叙香港的历史，特别是回归的历史，又写基于香港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历史与现实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对话关系。其中《漫长而艰难的中英谈判》一章，还原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现场，让读者在进入历史场景时，对那些为香港回归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志士，致以后来者的深深敬意。 这是一个人民砥砺奋进、不断创造着奇迹的时代，也是报告文学书写人民创造的时代。载人航天、高铁建设、三峡工程、深海探潜、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现场，具有强烈担当精神的报告文学作家都没有缺席，他们以厚重的报告文学记录着这些强盛国力、造福人民的重大创举。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始终是时代生活的在场者，行进中国的故事讲述者。李鸣生致力于航天报告文学的写作，“航天七部曲”，书写了中国航天事业壮美历史，其中的《千古一梦》具体生动地叙写了中国“千古一梦”的载人航天工程。作者自觉的“双声叙事”(采访者叙事和被采访者自叙事、他叙事)设计，建构了关于航天历史大叙事的具有意义和滋味的结构模式，为我们存活了关于中国航天的许多第一手史料。徐剑的《东方哈达》是一篇叙写青藏铁路建设的作品。题材重大，叙事丰富，巧妙地采用“上行列车”与“下行列车”并置推进的方法，把历史叙事和现实报告有机整合在一起。这是一部与大工程相适配的颇具分量的作品。是一座建设者的丰碑，也是一幅民族文化的风情画。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是一份三峡工程论证的备忘录。正如作者所说，“长江是伟人和天才们施展智慧和伟力的场所，三峡工程是他们留给我们的一个世纪性的历史命题”。朱晓军、杨丽萍的《快递中国》，叙写的是一个大众创业的生动故事。快递已成为大众生活中一种重要存在，是一种有关国计民生的业态。本篇作品具体生动地叙写了“中国快递第一集团军”艰难而成功的创业史，其中有故事、有人物、有经济数字，也有人文温情。经济时代，生态问题曾经是中国的一个突出问题，但这一状况正在得到改变。报告文学作家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一可喜的新变。何建明长篇《那山，那水》，以诗美语言和生态美图有机融合的表达方式，为我们描写出那令人想象神往、令人流连忘返的浙北安吉余村生态文明的美丽图景。李青松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塞罕坝时间》，叙写的是中国生态建设的一个奇迹塞罕坝。塞罕坝的故事是塞罕坝人，是人类以自己的勇敢和执著书写的美丽自然失而复得的传奇故事。李青松的作品，描写了“美丽的高岭台地”的生态之美——这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