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女性文学/性别写作的批评和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一度被认为是“显学”。毫无疑问,较之整个80年代在性别研究层面的勉强、无力和尴尬,90年代的学者和批评家已握有更为得心应手的理论利器,庖丁解牛式的批评结论常常应声而出,海量的研究成果、壮观的研究队伍,无不确确实实地展示了这一学术领域作为“显学”的力量感和存在感。但如今的问题是,这“力量”竟已渐趋疲软,难以再有作为,曾经奇崛的波澜难以在20多年的时光沙滩上持续奔突,而所谓的“存在”,如今也在学院内部四处遭遇不再掩饰的讽意,20多年来一直尾随其后的某些“私下”的鄙夷,如今也可以罔顾“政治正确”的学术约束,公然展开赤裸裸的语言攻击。 至少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较之性别研究的其他相关学术领域——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法学等在水平和成绩上的突飞猛进,中国的性别写作研究与批评却存在着无效的话语增殖、低水平的成果重复等重大缺陷。这些缺陷在最近十多年里持续放大,构成了它最遭贬抑的部分。时至今日,无论是女性写作本身,还是与之相关的批评和研究,都需要做反思、检讨和清算——而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一领域、这一学科一直疏于进行这样的反思、检讨和清算。毕竟,事实已证明,仅仅倚仗“政治正确”这一纸质盾牌不但无力自保,而且还一览无遗地示人以虚弱。 性别写作研究和批评之所以深陷如今的困窘,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单从理论上来说,某些认知和理解上的误区和短板,是造成其停滞不前的关键性原因。归结起来讲,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现代性”的迷思 作为一个全新的、“历史分析的有效范畴”,性别或“女性”是一个现代性的政治概念,女性主义自然也被视为一种现代性话语。不过,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建立的学院派的女性主义理论,是作为对“现代性”进行政治与文化反思的理论成果,因此它本身必定包含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包含了对由“现代性”派定的种种政治与文化结构的批判。由性别理论发展而来的酷儿理论,本身就说明了性别理论内部的后现代特性。因此,严格说来,从这一理论问世之始,它便天然地是一种现代性的“自反”,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但是,一般而言,多数人在理解、讨论和使用女性主义理论时,往往只注意到了它的“现代性”,却忽略了它的“反现代性”。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性别写作研究和批评被“现代性”所裹挟。女性主义者通常以“现代性”自命。在简单地将“现代性”等同于“进步性”的机械理解中,性别写作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被定义成是追求“更为现代的人生”。这样的结论,差不多是基于一种集体的盲视:大多数的性别写作研究者并不清醒地意识到,她或他们当下正身处其间并竭力批判的“性别结构”,其实就是她或他们竭力追随的“现代性”所派定的。 “现代”以降,“现代性”便迅速而有力地重新塑造了世界的整体面貌。若以结构主义式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是:“现代性”为这个世界重新派定了诸种权力结构。这其中包括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城乡结构、家庭结构以及全球范围的政治地缘结构。当然,所有人深陷其中的“性别结构”也自此派定。或许是因为“现代性”的魅惑,或者是因为对“现代性”之合法性的前提性认定,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性别写作研究大多将批判性的结论限定在“性别结构”的话语空间内,而殊少指向“现代性”。在她或他们看来,是“现代性”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批判的武器——这包括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以及在上世纪90年代屡试不爽的个人主义话语。她或他们认为,性别这一权力结构虽然先于“现代性”而存在,但在进入现代以后,在“现代性”的宰制下,这一结构所标示的“幸福指数”已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凯特·米莉特在其著名的《性政治》一书中就深刻地揭示了这样的性别处境:“现代性”丝毫没有改变性别“这一根本性的权力概念”,相反,性别这一根深蒂固的“剥削制度”在“现代性”的特定修辞机制中形成了表里不一的实践形态,即柔性的制度外表和实际上更为严酷的内在压迫(我曾在《“城/乡”性别化与现代性叙事逻辑》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性别写作研究和批评对铁凝《哦,香雪》存在严重误读,指出现代性及其叙事逻辑对于女性形象的巧妙征用和恶意榨取,指出现代性以其修辞机制如何使女性自动取消了政治对立)。正是对这一制度特性的清晰认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的诸种理论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强调其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内涵为表征,强调在“现代性”语境下性别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强调女性主义作为针对“现代性”的一种解构理论的不妥协性,强调女性写作要对纯粹诗学畛域进行超越从而具有更广泛的政治与文化覆盖,强调性别理论的跨学科性质从而使性别理论成为分析现代权力机制的文化研究。 归结起来说,在由“现代性”派定的种种权力结构中,“性别结构”仅为其中之一,而女性主义的理论方向,是要经由对“性别结构”的批判,从而进入到对“现代性”这一总体性结构的批判。因此,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话语,既是关乎性别的但又是超越性别的,女性主义并非一种只把自己限定在“性别结构”中的狭隘理论,相反,它具有人类性的宏观视野,具有整体性的终极抱负;它对性别这一“根本性的权力概念”的分析,既是关乎历史的,也是关乎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