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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共同体构建视角来看，文化合作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有政治、文化与社会价值。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合作既因应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诉求，又促进了区域性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三大湾区的文化合作经验主要为：文化政策推动、第三部门协调、文化资源共享。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合作的目标为实现文化繁荣和社会稳定；合作基础是文化同源、资源共享、需求互补；合作主体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合作内容主要包括身份认同、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交流等；合作路径主要表现为共建基础设施，发展第三部门，共享稀缺资源，整合平台优势，培育多元文化。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合作将引领湾区城市群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和制度创新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
nnies)认为共同体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对内外同时发生作用的有机联合体，是建立在共同记忆之上、由各种相互关系组合而成的综合体。文化共同体更像是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价值观的社会成员组织的松散联合体。[1]英国著名文化社会学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文化“包括物质、智性、精神等各个层面的整体生活方式”[2]4，“应该成立文化共同体以进行文化传播，文化只有通过共享，才能形成更好的文化共同体，由此才能建构更美好的社会。”[3]美国的著名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是一种被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4]2，“共同体(民族)的产生依赖于一种想象，而这种想象的产生源于文化的同源性”[4]9。 文化共同体作为国家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体现着文化内核的同质性，同时也涵括着文化形态的异质性，形态各异的区域文化可看作其庞大家族的不同成员，即区域性亚文化共同体。就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性亚文化共同体而言，从逻辑层面来看，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具有个体利益的相关性和发展方向的一致性；从空间层面来看，它的文化基因源于湾区社群或族群共同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记忆，同时由于文化的流动性不断接受其他文化范式尤其是优势文化势能的影响，因而既呈现为一种状态，又呈现为一种过程；从历史层面来看，湾区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不断进行整合与优化所形成的区域共同体，经历了诸多因素的不断调和，才形成了和谐共存的文化生态。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合作可看作港澳与珠三角城市文化合作的升级版。湾区内地方政府、企业和公民个体等不同主体为实现共同利益，在各相关城市之间进行身份认同建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及文化要素的价值开发。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领先于文化一体化进程。其在经贸、技术、金融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交流，将推动文化合作进入全面的深层次合作阶段。推动合作从经济层面向文化层面深化，是湾区从经济合作走向公共治理、全面繁荣的必然诉求，既因应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诉求，又促进了区域性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 二、世界三大湾区文化合作经验 通过考察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等世界三大湾区的文化合作历程，我们发现其文化合作经验主要有：文化政策推动、第三部门协调、文化资源共享、文化多元共生等。政府以强有力的政策杠杆，为湾区文化合作提供制度保障，巩固文化合作成果；公共交通和文化设施的合作建设有效地减少了区域内公共交通和文化基建成本，使湾区文化交流活动更为便捷和频繁，不断满足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其文化素养，同时打造了湾区的文化标识，强化了湾区共同的文化记忆和认同感；文化资源共享扩大了湾区内优秀文化资源的传播广度和开发力度，丰富了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为湾区文化建设提供了内在能量。 (一)文化政策推动 文化政策对湾区文化合作至关重要。文化规划从文化视角考量湾区发展路径，同时整合湾区文化资源，制定相关文化政策，提高湾区文化创新能力。其主要内容为：通过文化规划发掘不同城市的优势，发展湾区文化产业，打造湾区文化标识，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资源。 东京湾在建设之初，政府就进行了有序规划，避免了发展中的资源浪费与耗损，文化政策也规范、高效地助力东京湾文化合作。以东京迪士尼乐园为例：其所在地并不在东京市内，而是位于东京湾千叶县浦安市舞滨。早期浦安居民以渔业为生，随着东京湾的发展，沿海海域遭到频繁往来运输船只的污染，渔业日渐萧条。借助毗邻东京的地理优势，千叶县成为东京迪士尼的落户点，为建造迪士尼而填海造地，创造了享誉世界的旅游园区。[5]东京湾以东京文化影响力为基点，以强辐射态势驱动千叶县发展，打造文化资本标杆，强化文化竞争力，成为东京湾文化合作的重要战略。日本的国土交通省针对东京文化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从文化合作与创新角度结合东京湾区实际，以东京为基轴放眼国际舞台，助推文化发展，使东京的文化艺术力量发挥出湾区核心引领作用。[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