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章编号]1673-0186(2018)010-0033-009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19631/j.cnki.css.2018.010.004 “礼仪之邦”是中国特有的历史称号[1]。因为礼仪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更是国人处世的标尺。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它是约定俗成的，对他人、社会及自然表示尊敬、友好或敬畏的理念、模式和规则。其投射到乡村社会、植入到村民的理念之后，渐次融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层累与调适，最终成为独具魅力的乡村传统礼仪文化。马克思曾经指出，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2]。传统礼仪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人民群众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独特的实践产物，既是彰显我国国民独特气质的行事风骨，也是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20字总要求的文化基因理路。 《礼记·曲礼》曾记载：“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3]这足以说明，礼仪文化渗透进入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时时处处。然而，应然与实然之间存在张力，曾经盛行“礼治”的传统乡村，因种种原因出现了传统礼仪文化失调的困境，其具体表征如下。 一、乡村传统礼仪文化失调的基本表征 “失调”是指失去和谐与平衡。乡村传统礼仪文化失调则指传统礼仪文化失去了维系乡村和谐与安宁的价值，无法发挥引导乡村民众思想观念与行动逻辑的基本功效，使得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受到一定阻挠。 (一)财富累积方式逆转，孝道意识弱化 孝道文化是传统礼仪文化之中的一颗瑰宝，其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不言而喻。《周易》曾记载：“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4]这句话强调天地间有自然法则维持万物生息运转，人类有性别之异、男女之合而繁衍续代，社会则有君臣上下、等级有差而治理有序，其运行的内在逻辑则是基于人们内心服膺的礼仪。在传统乡村社会，天高皇帝远，对政治伦理的关切较少，生活伦理自然成为人们关切的重心，而长幼有序，尤其是孝敬老人则成为乡村礼仪文化的核心法则。因为在传统社会中，依托小农经济基本能够达到自给自足的状态。即是说，在此等经济体系下，农户可以不需要与外部有太多物质交换就能生产、生活，较少的交换也多在一个相对狭小、封闭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农户平时生活中的交往对象主要以家人为主，人际关系简单。此外，因小农经济模式下财务累积速度低下、农业生产主要依靠长期实践经验层累等原因，乡村社会往往以长辈为中心聚族而居。家庭中子代大多从属于父代，父代的一言一行具有模范性和主导性，长辈的权威就此确立。子女孝顺父母成为乡村礼仪文化中最基本也是核心的内容。子女如果对长辈未尽孝道，就会受到亲族的排挤，甚至难以在村落立足，而由于小农经济体制自身局限性的限制，脱离了村落的个体自然就难以获得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生产资料，这样以伦理规则为主，再辅之以感情的孝道具有较大的稳定性。 现今的乡村，受改革开放大潮的影响，小农经济受到市场化和社会大分工的冲击，已然支离破碎。不论愿不愿意，全国范围内所有的农民都被卷入了这样的体系之下，成了“社会化小农”[5]，农业生产更多依靠专门性知识而非基本经验。在这样的身份转换后，日常生产生活的每时每处必须要进行资源的分配，中青年人比较老年人显然具有更多的优势，老年人的权威随之丧失，他们转而大多处在有限资源分配的底部，甚至无法参与到分配之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年人创造物质财富能力的衰退，使其在子女面前的权威下降甚至沦丧，子辈对他们的敬畏逐渐弱化甚至趋于负面。对老人的物质供养渐渐怠慢，老人们不得不依托自己老迈的身体维持生计，孝道衰弱成为乡村礼仪文化的主要困境。特别是随着工业经济吸引力的增强，乡村大量中青年外出务工，导致子女大都不能经常陪伴，即使对老人尽了些赡养义务，也只是物质给予。代际沟通较少，缺少精神上的关怀，从而引起老人抑郁、自杀等一系列问题。 (二)关系网络异化，功利性交往扩散 传统乡村社会交往以情为上，强调以心换心，追求长远的往来。用翟学伟的话说，传统乡村人际交往，将其前提设定在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是可以相通的上面[6]。所以村民才能在农忙时候相互帮工、哪家整酒纷纷捧场、有事无事拉拉家常。正是因为礼仪起到了重要的规范作用，小到与人交谈时候的一颦一笑，大到赠送礼物时候的孰轻孰重，礼仪的存在以一种标准的方式让人们不由自主地在交往过程中根据自身需要去模仿、根据自身标准去比对，从而达到以情为基、以礼为形、心随礼至的既不非常拘谨也不过分逾越的情理相融状态。在此状态下，村民除了维系与血亲、宗族的关系外，还能进一步拓展人际关系，从而延伸到整个乡村社会，建构起适合自己生产生活需要人际关系网络，而礼仪显然是其重要的连接线。 而今传统乡村社会已从“熟人社会”转变成为“半熟人社会”，年龄偏大的村民之间熟人交往方式变化不大，且大多与邻里相处融洽。反观在此“社会化小农”时期的新型农民，虽然肯定不能排除情感因素的影响，但是也必须承认，他们通常是基于理性的算计来筛选交往对象，并且会通过预计交往对象在当下或者未来能给自身带来利益的多寡，来分配与交往对象产生人情往来的金钱数额。诚如贺雪峰先生所言，旧的维持中国乡村正常运转的宗法制已经瓦解，然而新的乡村制度还没有确立，因村民的理性算计的转变，农村的权力基础更加依附于利益[7]。这就表明，在关系网中处在关键位置的点——人，在向四面八方快速分散的过程中，原有的关系网已经难以维持从而破碎，连接线大多也已断裂。在新的关系网还未形成时，其中的连接线大多已是由利益构成的。印证这一礼仪文化失调现象的典型事例便是农村红白喜事。它们是乡村社会的大事，具有昭告世人的作用，但却失去原有温情脉脉的面孔，物质色彩极重。经济条件好、社会地位高的人办酒宴时排场十足、宾朋满席、挣足了面子，也成为村民竞相交好的对象。相比之下，经济条件差、社会地位低的人在各个方面都相形现绌，多数被边缘化，少数则为了不被比下去甚至会出现借钱撑面子这样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从而导致物质条件进一步恶化。由此观之，交往行为短期化、功利化，打破了乡村的平衡景象，礼仪文化衰弱亦显而易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