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8]10-0115-07 随着移动互联网络的迅速发展，媒介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在不断地重构，也引发了文化研究领域的变革。探讨新媒介环境下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社会意义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文化研究学界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传播学理论界从社会变迁和文化意义重构的角度在媒介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较大努力，媒介文化理论的研究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变迁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近年来，这种研究工作在传统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呈现出创新的趋势，尤其是关于新媒介文化理论的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带来了关于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最新讯息。 一、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媒介文化是当今多元化社会文化发展中的特殊文化形态，它通过信息传播、意义建构、文本解读等方式来有效地左右受众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和理解。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兴起，一方面与大众传播媒介快速发展的社会实践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与自二十世纪初开始兴起的西方各种大众文化理论，尤其是西方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具有较为直观的联系。兴起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立足于媒介发展的现实情况，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研究基础，较早地开始了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将媒介文化理论研究推向了高潮，并在全球范围内的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界掀起了巨浪。该学派全面分析总结了由媒介主导构建的大众文化，提出媒介文化已经成为制约受众认知理解事物的关键要素。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更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为思想武器，从意识形态的批判等方面展开了对美国主流媒介理论的无情批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以政治经济学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后现代主义研究等为代表的各种媒介文化理论研究迅速崛起，他们普遍借助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为媒介文化研究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视域，也为我们深入进行媒介文化研究提供了可利用的理论资源。① 中国关于媒介文化理论方面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在此之前，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此方面的研究内容，但受意识形态斗争与复杂国际关系的影响，关于媒介文化理论方面的研究并未引起国人的重视。1971年底，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先驱达拉斯·斯麦兹访问中国，并应邀在北京大学做了一场题为《大众传播与文化革命：中国的经验》的研究报告，这是国人较早接触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开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外学术思想界交流的频繁，关于西方媒介文化理论方面的研究才开始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1986年8月，在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媒介文化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此后，作为传播学理论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译介、评价成为中国传播学发展浪潮中的主要力量之一，为推动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形成新的研究格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媒介文化理论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拓展，思想影响进一步扩大。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包括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周宪主编的“文化与传播译丛”、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多棱镜丛书”等。这些丛书译介了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研究等在内的著名西方媒介文化理论，为推动媒介文化理论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国家列入一级学科目录以后，有关媒介文化理论方面的研究更是异彩纷呈，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媒介文化理论研究问题不仅仅停留在对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的译介方面，一大批新生代学者立足于中国传媒发展的实践，精耕细作，开始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本土化尝试。尽管目前这些研究的反响在现有的学术评级体系中显得并不是那么标新立异，但学术效应的释放将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历久而弥显其价值。 二、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现状 当前，媒介文化理论研究已经成为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主导性力量之一。从近几年关于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成果中可以感受到，虽然部分学者的研究观点值得商榷，但应该承认，他们在新媒介环境下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他们关注的各类焦点问题也已经成为构建新媒介文化、推动新媒介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梳理近年来我国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发展现状，值得国内学者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注经典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的现实性反思 近年来，随着传媒实践的变迁与发展，涌现出一批对西方经典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现实性反思的研究成果。曾一果高举媒介文化理论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旗帜，在全球化的新语境下，以技术化和媒介化社会发展的现实为依据，针对当前媒介发展中的诸多文化现象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深度反思。他认为在新的媒介语境下，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文化理论研究日益式微，但以德国的格尔哈特·施威蓬豪依赛尔等学者为代表的学者在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语境中，大力宣扬和重构新的媒介文化理论，适应了新媒介环境发展的社会需求。他们吸收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霸权研究、意识形态研究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等理论，以多元、微观的视野研究媒介文化问题，克服了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中单一、宏观的研究视角。②蒋晓丽对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媒介文化理论研究做出了深度分析，她吸收了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和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中的部分观点，指出凯尔纳媒介观存在情境与受众两个维度的表征，即情境偏向与受众中心。凯尔纳对于麦当娜文化现象的分析、香烟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分析以及美国总统选举过程的分析完全符合梅洛维茨所描述的“媒介情景论”的观点。凯尔纳对黑人rap音乐的多元化解读与莱文森的媒介发展的“人性化趋势”也遥相呼应。“快板歌手们自身通过其音乐来建立自己的认同性，而他们的听众则认同于快板歌中的反抗性文化批判的态度及姿态，从而产生出反抗的认同性。”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