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面“特朗普冲击”(Trump shock)：研究现状与价值 2016年的第58届美国总统大选，是自造就“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的1980年大选以来，两党候选人政见差异最大、对立最严重的一次。如果考虑到口无遮拦的政治“素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凭借其自投入共和党党内初选以来一贯的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和频繁挑战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话语的刺耳言论而异军突起①，以及两党候选人同时存在的较高不受欢迎度和巨大争议，其在整个美国总统大选的历史上也可谓特色鲜明。与选前美国国内主流舆论和世界各国一边倒的普遍预期截然相反的是，自11月8日当晚开票起，未被看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几乎一路领先，并最终以306张对232张选举人票的较大优势击败了民主党资深政治家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②这一巨大的意外也被认为是2016年世界政治最大的“黑天鹅事件”，连同特朗普所主张的与冷战结束近30年来美国主流内外政策主张相迥异的立场，构成了对美国乃至世界的“特朗普冲击”。 从一般政治科学的学科意义上看，恰如有关媒体的描述：如果说2000年那场依靠最高法院裁决的小布什(George W.Bush)对戈尔(Albert A.Gore)的胜选让宪法学家尴尬，那么刚刚过去的这场让人大跌眼镜的大选打击的则是政治学者。③选前国内舆论尽管呈现了一边倒的对特朗普胜出的迫切希冀，但在结论上依然谨慎地采纳了学界对于希拉里终将胜出的压倒性判断。甚少有学者成功预期到特朗普的胜利④，少数严肃对待了“特朗普现象”的分析也仍然对其胜选前景并不看好⑤。即便个别成功预测的学者也没能在其私人社交媒体以外提供其基于直觉外的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与逻辑解释架构。⑥然而，与日本首相安倍代表的政客们迅速的政策调整相似，学界对于未能成功研判特朗普胜选的反思也迅速地转向了对其当前争议性政策及其影响的热烈讨论。有限的反思虽然深刻，但往往直接大而化之地上升到了对美国选举制度甚至整个政治制度的检讨或是聚焦于对民粹主义的深奥讨论。⑦相反，对于技术层面特朗普如何胜选、为何胜选的形而下的系统总结反而成了灯下黑的空白点。⑧这种技术层面分析的缺乏在相当程度上会损害宏观分析的可靠性与说服力，旨在从选票数据上进行的回溯性分析依然有其特定的价值。 从美国研究作为一个国别对象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来讲，查尔斯·金(Charles King)在谈及美国地区研究的辉煌过去时曾不无夸张地举例：如果你想找到有关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中国的环境退化或者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地方政治问题的专家，那么你一定可以在美国的大学中找到；相反，你却很难想象一位巴基斯坦学者了解内布拉斯加州、一位中国研究者可以对底特律的复兴发表权威性见解、一位俄罗斯教授握有美国下一轮总统选举的原始调查数据。⑨因此，即便从深化地区国别研究的学术视角，深入探究这场让有关专家预测失准的大选，意义也远大于去确证那些准确“中靶”或是与选前预期八九不离十的大选分析。中国的美国研究是国际关系地区国别研究领域中最发达的，对于这次大选预期失准本身也并非耻辱，毕竟连美国本土众多致力于本国政治研究的学者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敏锐性，但对于这般完全出人意料的大选结果进行有具体数据支持的回溯性探究，正是我们反思过往的思维定式、发展我国的美国研究的一个契机和着力点。 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的政治崛起被认为是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兴起，那么，其胜选是否也仍是民粹主义对精英主义的胜利?伴随其胜选，“民粹主义”一词也空前地流行起来。⑩然而选后至今，人们却不断见证特朗普及其政府在一系列政策议题上的不得民心，各类抗议此起彼伏，执政满意度始终不见起色，不支持率始终高于支持率(见图1)，已创下70年来历任总统的历史新低(见图2)。(11)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弄清楚诸如“特朗普究竟如何胜选、民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其胜选、民粹政治真的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了吗、2016年大选真的是民粹主义对精英主义的伟大胜利吗”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而在此基础上再作理论总结和前瞻性的预期思考。基于这样的目的，本文利用美国主流媒体中较为丰富的2016年大选民调数据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回溯性的系统分析，在微观技术层面上探究并还原特朗普究竟如何赢得大选。而后在此基础上寻求解释所谓“特朗普冲击”的真实肇因，及其对于美国乃至世界的意义，帮助我们更好地在技术和事实层面认识这场让我们措手不及的美国总统大选。需要提醒的一点是，本文的论据集中在对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探究和解释，而不再包括此前两党的党内初选。对于后者，前文注释中周琪、刘瑜等的研究已经作了较好的分析和解答，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