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31.3；K152/文献标识码：A 1965年6月，日本和韩国正式签署《日本国与大韩民国之间基本关系条约》(以下简称《日韩关系基本条约》)，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然而，这并未彻底解决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未能从根本上弥合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裂痕。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根深蒂固，“慰安妇问题”①是其中最为敏感的议题。2015年12月28日，日韩签署《日韩慰安妇协议》(以下简称“慰安妇协议”)，试图彻底解决两国间持续半个世纪的“慰安妇问题”。但是，协议签署的时机和背景颇为蹊跷，引发了韩国朝野的普遍质疑和反对，甚至有人认为这是韩日两国政府“暗箱操作”的结果。2016年12月31日，正值两国协议达成一周年之际，不仅日本驻首尔大使馆门前的“慰安妇”少女像未被撤走，反而在日本驻釜山总领事馆门口又立了一尊。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2017年5月举行的韩国大选中，所有总统候选人都主张应与日本重新协商“慰安妇问题”，刻意与主导签署“慰安妇协议”的朴槿惠政府划清界限。 文在寅总统上任后立即表示，“多数韩国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慰安妇协议’”。②不仅如此，2017年7月19日公布的《未来五年国家政策行动规划》还决定于2018年设立“慰安妇纪念日”，2019年成立“慰安妇问题研究所”，2020年建立“慰安妇历史博物馆”，使原本已十分复杂的“慰安妇问题”再次掀起巨大波澜，并可能导致日韩两国政府签署的“慰安妇协议”成为一张废纸，也给未来的两国关系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综观日本、韩国及中国学界有关“慰安妇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多侧重于某一时期的专题性实证分析，③缺乏对“慰安妇问题”发展脉络的梳理，尤其是对朴槿惠执政时期，韩日两国政府缘何在较短时期内达成妥协、签署协议的深层背景的充分探讨和剖析。鉴于此，本文从梳理日韩“慰安妇问题”的演变轨迹入手，集中对朴槿惠执政时期日韩两国政府达成“慰安妇协议”及其后又备受诟病的深层背景和内外动因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并对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予以评估和展望。 一、战后日韩“慰安妇问题”的演变轨迹 战后日韩两国漫长的“马拉松式”外交交涉，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上，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慰安妇问题”并未被纳入两国谈判的议题之内，导致这一问题被搁置下来。日韩建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两国主要致力于加强经济合作，“慰安妇问题”也未被提及。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慰安妇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两国不得不直接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慰安妇问题”在战后日韩关系史上呈现出“被遮蔽”、“被忽视”、“被激活”以及“被激化”的迥异面相。 (一)经济优先逻辑下的“慰安妇问题” 战后的日韩关系是一对特殊的双边关系，尤其在冷战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与美苏博弈的此消彼长息息相关。1951年9月《日美安全条约》签署后，美国出于朝鲜战争的需要，立即指示日本同韩国进行外交谈判。美国力促日韩改善关系的目的，除了冷战的“反共”需要外，还具有将对韩国的经济负担转嫁给日本的意图。朝鲜战争爆发后，韩国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美国援助，让美国不堪重负。1951年10月，在盟军总司令部(GHQ)的安排下，日韩两国代表在东京举行建交预备会谈，尔后经过长达14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双方最终于1965年6月正式签署《日韩关系基本条约》。 在漫长的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双方着重就财产请求权、“李承晚线”④、渔业问题、旅日侨民的法律地位以及领土争端等问题进行了谈判。尽管在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及韩国外交文书中能够窥见双方协商“慰安妇问题”的蛛丝马迹，但其显然被排除在主要议题之外，甚至在双方达成的八项请求权协议文本中也找不到“慰安妇问题”的相关内容。“慰安妇问题”之所以未能成为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的主要议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韩国国内因素。朴正熙总统上台伊始，韩国政局混乱、经济崩溃，急需日本的支持。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并重振经济，朴正熙积极倡导“经济第一主义”，制定了“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提出“先建设、后统一”的口号，旨在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由于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日益减少⑤，韩国政府遂将目光转向经济高速发展的近邻日本，甚至不惜在谈判中做出重大让步，从而忽略了敏感的“慰安妇问题”。二是国际因素。美国在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所有“关键时刻”周旋于日韩两国之间，居间调停。在美日、美韩双边高层会谈中，美国始终将日韩邦交正常化作为主要议题，极力为日韩谈判创造良好的氛围，从而促成《日韩关系基本条约》的缔结。也正因如此，“慰安妇问题”没有成为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的主要议题，进而成为其后影响日韩两国关系走向的“历史悬案”。 日韩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长期处于“政冷经热”状态。朴正熙总统执政时期，韩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截至1973年上半年，日本对韩国投资总额已达3.5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对韩投资额(1.7亿美元)，跃居韩国利用外资来源地排名榜首位。⑥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两国在政治、安全领域却接连发生严重摩擦：1973年8月，韩国特工在日本东京帝国饭店绑架了韩国新民党总裁、总统候选人金大中，日韩两国“定期阁僚会议”由此中断；翌年8月，又发生了在日朝鲜侨民文世光枪击朴正熙总统事件。虽然朴正熙幸免于难，但其夫人陆英修中弹身亡。韩国政府认为这是一起“朝鲜以日本作为‘工作基地’对韩国实施的破坏和颠覆活动”，责任应由日本承担。⑦这两起重大事件，使两国关系一度陷入高度紧张状态。虽然经过美国居中调解，双方达成外交妥协，但其影响并未消除。在此背景下，日韩两国无暇顾及处理“慰安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