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大幅提高。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为3699万人,毛入学率达到42.7%。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断增加,2016年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收入已达到10125亿元,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支撑。充分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投入经验,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体制改革,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已经有一些学者就高等教育投入问题开展了国际比较研究。在这些文献中,从研究方法上看,少数研究侧重于政策和制度分析,①但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特别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从研究对象上看,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只有少数研究同时使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②绝大多数研究使用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成员国的数据。我们发现,大多数现有研究仅限于描述国外高等教育投入的现状和趋势,③没有总结出相应的不同模式,从而没有探究出高等教育投入方面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刘红宇和马陆亭基于统计数据提出了OECD国家高等教育投入的四种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财政投入、社会投入和个人投入都较高的“三高模式”;二是以韩国为代表的“以社会投入为主,政府投入为辅”的“社会主导”模式;三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政府投入为主的中央集权制”模式;四是以丹麦等北欧国家为代表的“国家买单”模式。④但此项研究只关注了少数几个国家,其结论未必具有代表性。而且使用的是2008年之前的数据,未能反映高等教育投入的最新趋势,对于未来我国高等教育投入政策的借鉴意义不大。 本文将高等教育投入分为政府投入、家庭投入和社会投入,基于2005-2015年OECD国家、俄罗斯以及中国的高等教育投入数据,详细地分析了上述国家高等教育投入的变化,总结出OECD国家高等教育投入的三种模式,并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提出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体制改革的若干启示。 二、概念界定与数据说明 (一)概念界定 在本文中,高等教育投入模式指高等教育投入的来源结构。总体而言,高等教育投入有政府渠道和非政府渠道两个来源,即政府投入和非政府投入。在非政府投入中,一部分是学生及其家庭的直接投入,我们称之为家庭投入;另一部分是在政府投入和家庭投入之外,来自其他社会机构或个人的投入,我们称之为社会投入。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统计指标,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收入的来源分为五大类: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捐赠收入、事业收入以及其他教育经费。我们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视为政府投入,将除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之外的教育经费收入视为非政府投入。在非政府投入中,将学费视为家庭投入,将其他类型非政府投入视为社会投入。 目前只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每年出版的《教育概览》(Education at a Glance)提供了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的详细统计数据。因此在国际比较中,本文根据《教育概览》的统计指标来界定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各类投入(见表1)。
(二)数据说明 在本文中,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数据均来自历年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⑤其他国家的数据均来自OECD历年的《教育概览》⑥。除非特别说明,在下文中引用的数据均为原始数据。本文的分析选择了2005-2015年的数据,因为2015年是能够获得OECD国家高等教育投入详细数据的最近年份,而2005年之前的数据对未来决策的参考意义相对有限。此外,从2012年开始,在《教育概览》中各个国家高等教育家庭投入和社会投入的数据才比较完整。因此,在涉及家庭投入和社会投入的分析中只有2012-2015年的数据。 截至2018年,OECD共有36个成员国,本文没有考虑数据缺失严重的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瑞士、土耳其等7个国家。同时,在关于家庭投入和社会投入的分析中,由于数据缺失,德国和丹麦不在分析之列。此外,《教育概览》还提供了部分非OECD国家的高等教育投入数据。由于俄罗斯的数据最为完整。考虑到俄罗斯是高等教育大国,作为转型国家,与我国国情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在比较分析中将俄罗斯的数据分析进行了单列。 三、高等教育投入的总体情况 (一)政府投入的总体趋势:2005-2015年 图1显示,2005-2015年期间,OECD国家政府投入占高等教育投入的平均比例基本稳定在70%左右。俄罗斯政府投入占高等教育投入的比例在2007年不到60%,但此后基本稳定在65%左右。2005-2012年期间,我国政府投入占高等教育投入的比例稳步上升,从2012年开始稳定在61%左右。近年来,我国的政府投入比例与俄罗斯接近,但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
图1 政府投入占高等教育投入比例的总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