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第一个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研究评价的是淮南王刘安。《汉书·淮南王安传》载：“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也说：“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作《离骚经章句》。”王逸所说的《章句》与班固所说的《离骚传》实际指的是一个东西[1]。这部《离骚传》今已失传，但在班固的《离骚叙》中还保留着部分内容：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采用了刘安的这段话，并加以发挥。到了东汉，先是班固批评了刘安评屈原《离骚》的话，后又有王逸对班固进行反批评，重新肯定了刘安的观点。从此以后，刘安对屈原的分析评价在历代倍受推崇。王逸曾说：“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直到如今，研究者还普遍认为刘安对屈原《离骚》作了精深的分析，刘安对屈原的评价体现了先进的思想和艺术观，刘安是第一个理解屈原并给予极高评价的人等等。的确，刘安给予屈原《离骚》以很高的评价，但刘安的评价是否完全中肯，刘安是否真正理解了屈原，他的分析评价是否合乎《离骚》的实际，我们认为还值得探讨。我们应该从刘安的思想、方法以及刘安所处的时代等方面入手，揭示刘安评屈骚的内涵，从而进一步认识刘安对屈骚的评价。 一、刘安以儒论骚的目的 刘安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屈原的作品和儒家经典联系起来的人。就刘安来说，把《离骚》和《诗经》相提并论，确实给了《离骚》以很高的地位，但必须明辨的是，刘安所提到的《诗经》风雅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诗经》并不是一个概念。我们今天所说的《诗经》是指《诗三百》。这与刘安和其他汉朝人所说的《诗经》和《诗》、《骚》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郭绍虞先生谈到汉人诗说时指出：“要知道：这些诗说的是《六艺略》中的诗说，不是《诗赋略》中的诗说。因为是《六艺略》中的诗说，所以势所不免要涂上一些儒家的思想。说得明白一些，就是用封建的儒家思想来说诗。”[2]汉人所说的《诗经》是儒家经典的《诗经》，认为它作为五经之首，是最能表现儒家教义的经典，是儒家的“圣经”。刘安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谈《诗经》和《离骚》的关系的。我们分析刘安的话首先要明确这一点。 就文学作品的《诗三百》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所谓“淫”、“乱”本是封建礼教的东西，是用来对付异端思想的工具。诗教者要把《诗三百》推上经的宝座，自然要避开“淫”、“乱”之嫌。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对《诗经》的曲解，责任并不在刘安，这是春秋战国时代《诗经》的特殊作用和地位所造成的，是赋诗言志，以诗为教的必然结果。在汉代，《诗经》已失去了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成了宗教的经典，成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圣经”。这从《毛诗》和《三家诗》的解说中看得很清楚。刘安对《诗经》的认识丝毫没有超出汉儒的局限，这一点可以从刘安的《淮南鸿烈》中得到证明：《汜论训》讲了诗的产生：“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泰族训》讲到了《诗》的特点：“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刘安继承了春秋战国时赋诗言志，引诗重言的余风，一部《淮南鸿烈》引《诗》凡十几处，其共同点，就是断章取义，曲解诗的本义。刘安眼中的《诗经》与《诗三百》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刘安所说的“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就是儒家诗教中的“怨而不怒”、“温柔敦厚”，而这些正是儒家学说中消极的东西。用这些标准来评价《离骚》，表面上看，是把《离骚》抬高到儒家经典的地位，实际上只能是对《离骚》的歪曲。 如果说曲解《诗经》的责任不在刘安的话，那么曲解《离骚》的责任刘安是不能推卸的，刘安是把屈原的作品与儒家经典联系起来的始作俑者，这一点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如王逸评价《离骚》曰： 《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王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替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王逸正是沿着刘安的道路，把以《骚》附经的观点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在他们眼里，屈原的作品是儒家经典的附庸。纵观《楚辞》研究史，许多学者都陷入了以《骚》附经的泥淖，即使刘勰那样的大家，虽独具慧眼，也免不了要在屈原作品中去寻找合于经典的和不合经典的内容[3]。 本来，随着《诗经》研究的深入，《诗经》本来面貌的揭示，我们应该对《风》、《雅》的文学精神有新的认识，发现以“不淫”“不乱”来说诗的荒谬，进而发现刘安评《离骚》的问题。遗憾的是至今仍有研究者受刘安的影响，认为刘安揭示了从《诗经》到《离骚》的优良传统。这显然是把文学作品的《诗》、《骚》与汉人眼里的儒家经典的《诗经》和附经之《离骚》混为一谈了。 刘安何以会用儒家的诗教去分析评价《诗》《骚》的呢？这应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去认识。 刘安作《离骚传》，据《汉书》记载是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正是社会思想比较动荡的西汉前中期。就当时的统治思想来说，则是汉初的黄老思想向汉武帝、董仲舒“独尊儒术”思想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儒家思想逐渐强大，已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等各个方面。刘安的思想可以《淮南鸿烈》为集中体现。这部书据《汉书》说是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著而成。高诱说刘安与苏飞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使“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写成。《西京杂记》则肯定此书是刘安自著，说：“淮南王著《鸿烈》二十一篇。”无论刘安是此书的主编也好，作者也好，这部书集中表现了刘安的思想则是毫无疑问的。就刘安的思想特点来说，《汉书·艺文志》列其书为杂家，并指出其特点为“兼儒墨，合名法”，所以在刘安的思想中有儒家观念也是不足为怪的。 再来看刘安和武帝的关系。刘安的一生一直处在西汉朝廷同诸侯国之间矛盾斗争的旋涡中。刘安的父亲刘长“自为法令，拟于太子”，最后走上了反叛的道路，死于流放途中。刘安同其父一样，从与西汉朝廷分庭抗礼到组织反叛，得到了同样的结局。他与其父的不同之处只是他谋反的时间更长，组织得更隐秘罢了。他对武帝的态度是阳奉阴违。就在他给武帝上《离骚传》的前一两天，他还和武安侯田蚡密商接继武帝之嗣的事。但他表面上却“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以讨好武帝。在这种情形下，他受诏作《离骚传》，一半是奉诏，一半是迎合武帝好儒术，“汉武爱骚”的心理。刘安看准了“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于是就投其所好，把《离骚》拉上“温柔敦厚”的轨道，掩盖了屈原对国君的批评指责，好使武帝接受，他这样作出的分析评价很难会有对屈原作品的真知灼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