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与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其中，戏曲是最后成熟的。古希腊戏剧成熟于公元前6世纪后期，前5世纪为繁荣期；梵剧大约成熟于1世纪前后，2至5世纪为繁荣期；戏曲一直到12世纪末才走向成熟。近年不少学者从外部条件和自身特征两个方面对戏曲晚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其中亦不乏值得商榷之处。例如，着眼于外部条件者所得出的“主要原因在于商品经济不发达”这一影响至巨的结论就值得商榷。我认为，单就“外部条件”而言，戏曲创生的艰难与迟缓也绝非经济因素一端所能解释，而是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的。 一 将戏曲晚熟的主要原因归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见解习见于时贤论著，兹引几则，以观其概： 戏曲……直到宋金即十二世纪的末期才算形成……原因就在于戏曲的发展需要艺人的职业化。因此都市的出现、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大量存在和艺术经验充分的积累都是先决条件。而这些条件直到北宋末，即十二世纪初才完全具备。[1] 这里所列举的“先决条件”并不只一个，但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或许还是“商品经济的发达”。因为“艺人的职业化”和“艺术经验充分的积累”是建立在“都市的出现”和“市民阶层的大量存在”的基础之上的，而“都市的出现”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又必须以商品经济的发达为前提。然而，我国并非直到宋代才有城市，戏曲为何没有在此前成熟？有学者认为，宋以前的城市只是极少数权贵盘踞的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塞，不是富裕繁华的商业城市，其突出标志是“小国寡民”——人口很少，缺乏足以促使戏剧走向成熟的经济实力： 戏剧艺术和小说一样，都应属于市民文学。因此，它的形成与繁荣必须在城市经济发展和市民队伍壮大之后，才能为戏剧艺术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和众多的观众，这是戏剧艺术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其赖以生存的条件是完全封闭式的小农经济。虽然其后曾出现过不少大的城市，如秦汉时的洛阳、咸阳，唐代的长安，四川的益都等，但都没有形成“消费性的城市”。中国古代城市与西方古代城市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西方的君侯居于城堡，而城市多由手工业者和商人聚居，因而城市多成为商品生产的集散地。而中国古代则多是筑城封国，城市变成了军事要塞和政治中心，因此，城市居民也多是王公贵族，达官贵人以及求进待举的少数文人。[2] 戏剧是娱乐性的文艺，没有很多人看戏，就发展不起来，中国戏剧萌芽甚早，而成熟晚于希腊一千七八百年，原因就在于商品经济不发达，城市长期处于“小国（指城市）寡民”的状态，直到十一世纪才有所变化。[3] 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既然被视为导致戏剧晚熟的主要原因，反过来，戏剧的成熟也就成了衡量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砝码”。古希腊戏剧最先成熟，其商品经济水平也就被视为世界各民族戏剧走向成熟的起码条件，戏曲直到宋代才成熟，说明我国商品经济水平直到这时才赶上古希腊： 宋代的悲剧环境所提出的要求之能得以实现，是由于北宋开国后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市民阶层的壮大等等。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社会才完成了古希腊社会具备的这些条件。[4] 这些意见并不都是错的。只有在生存需要得到基本满足的前提下，人类才有可能去从事艺术生产。必须有场地、服饰、道具等物质条件，需要有大批观众参与的戏剧，对经济条件的依赖相对较强。商品经济的繁荣会促使商业都市的发展。人口炽盛，经济基础雄厚的都市对戏剧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宋元时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戏曲的成熟和繁荣确实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上述意见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简单化，甚至是绝对化的偏颇，不能不使人频生疑窦：古希腊所拥有的经济条件果真是各民族戏剧走向成熟的起码条件？具备了这一条件就一定会有戏剧降生，否则就只是因为缺乏这一起码条件？宋以前的城市果真都是“小国寡民”，缺乏足以养活戏剧的经济实力？戏曲12世纪才成熟就意味着我国此时才赶上古希腊的经济发展水平？我看恐怕未必然。 戏剧的成熟与繁荣必然与发达的商品经济相伴随的论断与世界戏剧史的实际并不尽合。试以梵剧为例说明之。 梵剧成熟之时，印度正走向分崩离析，贵霜帝国入侵，社会动乱，民生凋敝，经济相当落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除了食盐等极少数物资外，人们很少购买生产生活物资，商业和手工业处于官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其主要任务是保证王室之需。正因为其城市只是极少数权贵盘踞的政治中心，所以，“古代印度城市的盛衰，往往是随国家兴亡或政治中心的改变为转移的。”[5]梵剧繁荣之时，印度的商品经济确有发展，但远谈不上“发达”，其水平尚在当时并无成熟戏剧的我国和师子国（斯里兰卡）之下。5世纪前后是梵剧的鼎盛期，古代印度最杰出的戏剧家迦梨陀娑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其名剧《沙恭达罗》代表了梵剧的最高成就。此时正值笈多王朝的极盛期，商品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确有发展。然而，此时印度仍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命脉，商品经济并不算发达——城市规模很小，市民阶层远未“壮大”，商贸活动尚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5世纪初，东晋僧人法显到印度寻求佛法，他由西北向东南，10多年间遍历印度各地，然后经师子国由海道回国。据法显述其西游见闻的《佛国记》载，当时印度人大多从事农耕，生活相当节俭，绝大多数人信佛，不饮酒，不食肉。城市“人民稀旷”，大的只有居民200余户，小的“甚如丘荒，止有众僧民户数十家而已”。即使像摩竭提国都城巴连弗邑那样少有的大城市，也没有多少商人，商贸活动根本没有引起法显的注意。倒是师子国商品经济的繁荣给法显留下深刻印象：“诸国商人共市易”，“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我国商品远销师子国。一日，法显“于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触动思乡之情，不禁悲从中来。与此相反，印度比较富裕的中部“货易则用贝齿”。[6]这一细节颇值得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