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结末不振”的问题，是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谈到《水浒传》的版本和作者时提出来的。 他认为《水浒传》最早的版本是简本，其作者是罗贯中，施耐庵则是演为繁本者的托名，应该生在罗贯中之后。对金圣叹之以《水浒传》“文章之前后有些参差”，来断定后半部是罗贯中的续作，他认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像《水浒传》这样一部大书，“结末不振”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于“结末不振”本身，鲁迅并没有进行具体论述，他只就所以造成“文章”前后“有些参差”的原因，作了两点分析： 第一，“《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的，所以当然有不能一律处。” 第二，“描写事业成功以后的文章，要比描写正做强盗时难些。” 后来的研究者虽然大多不赞成鲁迅“施耐庵恐怕倒是后来演为繁本者的托名”的意见，却完全接受了他关于《水浒传》“结末不振”的判断：以为“《水浒传》到‘招安’为止是好的，以后便很坏”，甚至是“狗尾续貂”。这种认识妨碍着施、罗两位作者之间关系的考证和前后两大部分思想艺术水准的评价两个重要问题的深入，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一 “《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是鲁迅关于《水浒传》的成书方式的最精辟的论断。这种成书方式可能会造成“文章之前后有些参差”，却与“结末不振”并无必然的联系。 《水浒传》的前后两部分，从宋元时代勾栏瓦舍的“说话”家数来说，是分属于“小说”（名“银字儿”）和“讲史”两大部类的。 它的前半部中的许多故事，早在南宋年间，就开始进入“说话”领域。《醉翁谈录》记载的便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石头孙立》等，都属于“小说”。这些反映了五光十色的市民生活的丰满、逼真、精妙、细腻的故事，构成了前半部的主体。如果一定要找文章之“有不能一律处”，便是同一人物，上山前后判若两人，上山前鲜明的性格上山后大都消失殆尽。 但《水浒传》的后半部，除了个别章节可能有过口传或小本故事（如第一百十四回中曰：“看官听说，这回话都是做散沙一般，先人书会留传，一个个都要说到，只是难做一时说，慢慢敷衍关目，下来便见，看官只牢记关目头行，便知衷曲奥妙”，仿佛“说话人”的声口）外，基本上属于文人作家创作的“演义体”小说。而且由于宋江之征辽本属子虚乌有之事，征方腊也并无多少史料依据，使后半部在素材上，一开手就失却了一般讲史据“前代书史文传”铺陈的先天优势；在叙事上，又由社会风俗画的刻划转向两军对垒的争战场面的铺叙，因此后半部与前半部确产生了明显的“不能一律处”。 但是，这种由家数不同所造成的“不能一律处”，并不能得出《水浒传》“结末不振”的结论；相反更显出了它的集大成者施耐庵的高明。施耐庵在把这两大部类（包括在“说话”阶段已经获得了高度成就的“小说”和并无多少史料依据的“讲史”）的材料组织成统一的艺术整体的时候，确定了一个总的发展线索，注意到各个部分的匀称比例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合理穿插和前后关联，取得了一般人颇难取得的极大成功。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讲究和谐与完美。大团圆的结尾，最符合读者的审美要求。施耐庵大胆地突破了这种格局，对《宣和遗事》“封节度使”的结局作了根本的改造，“受命为臣赐锦袍，南征北战有功劳，可怜忠义难容世，鸩酒奸馋竟莫逃。”写梁山泊全体人马在接受招安，接连立下了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的大功后，仍然受到奸臣的嫉恨陷害，或饮鸩而亡，或被迫自缢，风消云散，零落殆尽。胡适说，《水浒传》后半部“有几段很感动人的文字，如写鲁智深之死，燕青之去，宋江之死，徽宗之梦，都还有点文学意味”，就是指这种带有凄惨的悲剧意味的文字，就整体的构架来说，《水浒传》开头写洪太尉将龙虎山伏魔殿内锁着的一百单八个魔君放出世来，让梁山英雄一个个登场；结尾“徽宗帝梦游梁山泊”，梦中见宋江、李逵。结构完整、有机，王圻《稗史汇编》说：“《水浒传》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其与王实甫《西厢记》始以蒲东遘会，终以草桥扬灵，是二梦语，殆同机局。总之，惟虚故活耳。“说的是很中肯綮的。 施耐庵在后半部中，还强化了三个贯串全书的人物形象，使得作品从形象体系上成为统一的整体。其中第一个形象自然是宋江。在全书中，宋江如众星之拱月，为众英雄所钦服，他作为梁山泊聚义的主脑和核心，与把它引上接受招安的道路，二者是完全统一的。梁山泊好汉之上梁山，大都是“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他们并不以落草为荣，也不准备把打家劫舍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既然如此，那种希望“日后但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就不失为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作为领袖人物，宋江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他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寻找一个“体面”的归宿是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和要求的。梁山泊排座次后，宋江在菊花会上作《满江红》词，既恳切地希望“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又表达了“统豺虎，御边幅，……平虏保民安国”的心愿。紧接着他就带领柴进、戴宗、李逵等往东京，打通李师师的关节，终于实现了招安的夙愿，并且立即将兵力转向征辽，以为国家出力，立功建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