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荀子《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的真伪问题，现在提出来讨论，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于汉赋这一文学体裁的源流分析，关系到能否对它作出正确恰当的评价。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把《赋篇》作为赋体的渊源来分析的，从而承认前人所说荀子是“以赋名篇”的创始人。实际上，大多数学人在作出这一论断的时候，皆出自于“聊备一说”的学术研究心态，《赋篇》的特点与谜语毫无二致，何以能称之为“赋”，其间原因却不去细究。 《赋篇》的体裁能否作为“赋”来评判？《赋篇》的内容是否荀子的真传？这些问题，自古代一直到现代，都曾有人提出过怀疑，但文献中很难查找到他们对这些问题有过系统而深入的探讨。所以，我们对有关乎此的先人论述，做一番细致的梳理工作，显得十分必要。 二、问题的回顾 今天所见到的《赋篇》，是以唐代杨倞校注的《荀子》为蓝本的。 荀子作有《赋篇》，第一次见诸文字记载，是在西汉刘向所编的《孙卿[①]书录》中，但刘向的工作是编“书录”，并不附具体的篇章内容。在汉初，托名先秦诸子进行创作，是一种风气，荀子是被人托名最多的一个。刘向校雠《荀子》，从三百二十二篇署名荀子的文章中才选定三十二篇，其被托名的情形可以想见。刘向校定的《荀子》三十二篇中，并不篇篇都是荀子的原作，其中杂凑的文字很多。这种情形，至唐代杨倞第一次为之作注时还未改变。杨倞说：“独《荀子》未有注解，亦复编简烂脱，传写谬误，虽好事者时亦览之，至于文义不通，屡掩卷焉。” 可见，刘向校雠《荀子》，受托名风气的影响，其中有他人篇章的讹错舛误在所难免。 荀子的生平事迹，最早见诸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在司马迁的时代，荀子已是近乎传闻式的人物，所以史公为之作传甚是简略，只百余字，突出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这显示了一位史学家严谨的治史态度。司马迁在列传中，并不曾提到荀子第一次“以赋名篇”而写有《赋篇》。此等文化史上的大事，如果确乎发生，以史公敏锐的史识，《史记》中是不会不添上精彩一笔的。因为司马迁不仅在其他列传中表现了对“赋”体的极大关注，同时，他自己也写赋，传世曾有八篇赋，至今尚可见到的惟有《感士不遇赋》。这是一篇抒情小赋，与今天所见的荀子《赋篇》相比，截然不属一类，其取“赋”的标准，正可类推。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可见，司马迁对于赋体的出现，表示了极大关注。“以赋见称”，一方面是指宋玉等人以作赋而称名于世，同时也包含了这个意义——宋玉是第一次“以赋为篇”的排头兵。假如荀子是“以赋名篇”的排头兵，当然也就“以赋见称”于世，司马迁怎会不加注意呢？ 刘向编《孙卿书录》，叙写荀子的生平事迹，却大抵根据司马迁的《史记》。但刘向的记载，已与《史记》多处不合。这是否意味着刘向时代有关荀子的传闻开始转多？ 最早对荀子《赋篇》内容作出评论的，当属东汉的班固。班固将刘向的“书录”引入《艺文志》，第一次确定：“孙卿赋十篇”。班固虽然没有附列具体的十篇作品，但他揭示了这些赋的主旨：“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离谗忧国”，这是古诗（指《诗三百》）创作的社会根源，也是古诗的基本内容。赋体创作，也不例外，它是古诗的延续。可见，班固对于赋源的认识，与司马迁对楚辞源流的评价是一致的。[②] 班固读荀子的赋，鲜明地感受到了“离谗忧国”的古诗之义，这一判断的前提，应当是荀赋内容与屈原作品的极为接近，否则，班固不会将荀子与屈原相提并论的。 但是，如今荀子《赋篇》的内容，是隐语，是谜语，与班固“离谗忧国”的阅读感受大相迳庭。由此可以怀疑，班固所读到的“孙卿赋十篇”，是不是今本所传的荀子《赋篇》呢？ 汉代以后，晋朝人对于荀赋内容的评价，大多依据班固的说法，强调其中的“古诗之义”。如皇甫谧《三都赋序》说：“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义。”挚虞《文章流别论》也说：“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也许晋人还能见到班固读过的荀赋文本，因而作出了与班固相同的评价；也许晋人已看不到班固所见的荀赋原文，所以只好沿述班固的说法，不敢乱添文字，连荀前屈后的时代错误也一样照抄。但到了梁朝，情况就有了不同。 梁刘勰第一次具体地指出了荀赋的篇章，对所举篇章的特点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文心雕龙·诠赋》说：“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才略》篇又说：“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刘勰在这里具体标举了荀赋中的《礼》《智》等二篇，为行文韵律之便，略去了《云》、《蚕》、《箴》等三篇。可见，他与杨倞所见的荀子《赋篇》是同一个文本。刘勰认为这几篇赋都是“隐语”，而对“隐语”文字的基本要求就是“象物”。 这就是说，直到梁朝，才有了对荀赋的第二种评价。评价产生分歧的原因，可能出于所见文本的不同。刘勰以为《礼》《智》等篇是“事数自环”，“象物名赋”的“隐语”，他丝毫感受不出班固所言“离谗忧国”的意味，所以并不象有些人那样沿述班固的评价。这就进一步坐实了我们前面的疑问：班固所见荀赋并非今日所传的《礼》、《智》、《云》、《蚕》、《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