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笔者曾以《中国南戏研究之检讨》（下称《检讨》）为题，提交次年春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戏曲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学术论文。该文意在对中国古代、近现代及迄止1985年的当代中国南戏学术研究情况，作一番较全面的评述，并就研究中存在的若干分歧问题和今后研究的前景展望，提出自己的见解。拙文发表后，曾引起各处留意，海内外书刊多予转载或称引，文章还在笔者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优秀科研成果评奖中愧获最高论文奖。得此“殊遇”，汗颜之余，深感南戏研究确是人们关注的中国戏曲史学中的一个热点。 岁月悠悠，倏忽又过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洪流的涌动，卷起人们价值观念的剧变。面对急速的社会转型和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给文化事业一度带来的部分失范乃至异化，我们毋须惊悸和浮躁。应该看到的是，作为文化事业构成部分的学术研究，十年砥砺，十年磨剑，主流依然是品位不俗、成绩卓著、后劲犹健。包括南戏研究在内的中国戏曲艺术的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即将举办的’96东方戏剧展暨第二届中国戏曲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将要展现自己在这方面的实绩。《检讨》也有再作续篇的必要。 一 有同行戏言：中国戏曲史研究，五、六十年代是“杂剧热”，七、八十年代是“南戏热”，进入九十年代是“宗教戏剧热”。所谓“宗教戏剧”研究，实际上已超越戏剧研究范畴，如由傩戏而扩展为傩文化的研究，其意义窃以为更多还在于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而不主要在戏剧学上。对此，下文要略加涉及。之所以造成先“杂剧热”、后“南戏热”的研究发展态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社会背景方面的原因，也有中国文艺学及戏剧学发展取向的原因。譬如，五、六十年代对“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文艺学、戏剧学需为此学说输送“炮弹”、“武器”的强调，使文艺社会学几成单枝独秀的局面，而“富有人民性”和“深厚现实主义”的元人杂剧作家作品，在此情况下，更易得宠，在戏剧学坛和讲坛上始终唱着“大轴”。南戏的境遇，似不甚美妙。不仅史料奇缺，作品寥寥，而且对几部遗留的作品评价亦多有争议，就连向被视作南戏压卷之作的《琵琶记》，尚且成为部分人眼中的“宣传封建道德观念”与“背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大毒草”，遑论“传统辉煌”。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十年动乱”结束和政治上相对宽松局面的形成，学术研究逐步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深入，更使学术研究迎来了万象更新的春天。各种新观念、新方法的引进，使戏剧学冲破狭隘政治功利观念的藩篱，研究由单元化转向多元化。尤其是中国戏曲史研究深入的结果，人们意识到南戏研究较之杂剧研究干系中国戏曲艺术经验积淀和现今戏曲发展前途更为密切，研究目光自然更多转注于它。除此一层原因外，还有一层是研究对象消长的因素。与杂剧研究对象相对定型、研究材料搜罗殆尽和研究选题几遍的情况不同，南戏研究则是对象始终游弋、研究材料不断新生和研究选题缺口日增。这对研究者来说，更具挑战性和诱惑力，因而也更能吸引年轻同仁投入研究行列，使戏曲史研究的重心，由先前的杂剧，渐向南戏方面转移。 任何学术研究进展的基础和前提是材料。因此，说到十年中国南戏研究的创获，首先必须提到的是新材料的不断发现。除《风月（全家）锦囊》的回传给南戏研究提供了大量崭新材料之外，各地学者还发掘出许多前所未见的重要的记载南戏的文献。如胡忌曾从由宋入元人刘埙（1240—1319，按“埙”，一作“勋”）《水云村稿》卷四《词人吴用章传》中，发现有关南宋咸淳（1265—1274）年间“永嘉戏曲”即早期南戏流布江西南丰情况的记载。洛地著文予以披露，称此材料为“‘戏曲’、‘永嘉戏曲’首见处”。（文载浙江艺术研究所编辑《艺术研究》第11辑，1989）这是有关中国南戏的最早记载，它进一步证实宋代“永嘉杂剧”确已存在及其在南宋流布广远的历史事实，价值相当重大。笔者也曾在元人杨维桢（1296—1370）的《铁崖诗集》癸集中，发现一首题作《午赴嘉树堂佐尊者沈青青演〈破镜重圆题诗一章并与缠头青蚨十缗青青易名瑶水华》诗，（已将它写入笔者与徐宏图合著的《戏曲优伶史》，（页145，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提供了前所未闻的元末文士雅集搬演南戏和南戏女伶沈青青行迹的材料。歪打正着，它对南戏历史研究的意义，更胜于对戏曲优伶史料的钩稽。刘祯在元人贡师泰《玩斋集》卷十《赠承直郎国子监郑君墓志铭》中，发现有关高则诚于元至正19年冬以福建行省都事头衔为人写状的记载（见刘祯《高明卒年再考辨》，《阴山学刊》1989年3期）。结合此前侯百朋从《余姚县志》、《慈溪县志》中发现的《余姚州筑城记》、《慈溪县罗府君嘉德庙碑》（侯百朋《高明不卒于至正十九年》，《文史》第18辑），可以基本推翻曾经广为认同的错据余尧臣《题陆游〈晨起〉诗卷》判定高明卒于至正19年的见解。这是有关高则诚生平事迹连及南戏历史发展的记载材料的重要发现。此类例子甚多，无法备叙。 除记载材料外，还有同南戏研究密切相关的作品和戏曲选集的发现，其中不少是从国外获得的。如韩国吴秀卿披露其师车柱环《唐乐研究》（汛学图书，1976）所载《高丽志·乐志》和《乐曲轨范》引录的两种〔惜奴娇曲破〕的鲜见原材料，不仅充实了奇缺的中国古代“曲破”作品实例，而且对研究南戏乐曲运用“曲破”情况，帮助很大（见吴秀卿《试探南戏音乐体制中“曲破”的运用》，《文献》1991年第4期）。英国牛津大学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辑编的《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影印本（台湾南天书局，1992，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重印）所收的明万历刊的闽南戏曲、杂曲选本《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二卷》和南管曲选《精选时尚新锦曲摘队一卷》、《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三卷》，对于我们考察闽南南戏和南音的历史源流发展，价值不可忽视。其中尤其是原藏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刊于万历32年（1604）、现见最古老的闽南地方戏曲选刻本《满天春》的公布，对于我们实事求是地判断闽南南戏遗迹来说，意义尤大。对此，龙氏附于此书中的长篇论著《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之研究》，已作初步考释。前苏联李福清从各国发现搜集、国内影印出版的明刊《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梨园会选古今传奇滚调新词乐府万象新》（以上二种原藏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精刻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天下春》（原藏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三种戏曲选集（李平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汇辑影印出版，定名《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是继本世纪陆续发现刊布的《词林一枝》、《八能奏锦》、《乐府菁华》等十余种选本之后的又一批重要选本公布。它不仅对进一步研究滚调弋阳各腔帮助至大，而且与考察南戏及其作品的源流关系甚密。经初步校阅，笔者以为其中《大明天下春》一种与南戏研究的密切关系，尤可值得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