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骈文是从中国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种特产，它从滥觞到萌芽，再到真正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从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来说，先秦时期，文学还处于自在的、不自觉的状态。同样一篇作品，既是哲学，又是政治学、论理学，还是历史学作品，同时又有一些文学特性。用散用骈，也顺其自然，虽然不乏骈词俪语，但却不是作者自觉的、着意追求所致。所以刘勰说是“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文心·丽辞》）。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得更为明晰：“意授于思，言授于意，腾诸唇吻者为语，载诸篇简者为文。言有雅俗之殊，斯文有文质之异；或出之以俪词，或述之以散笔”，“方式不同，作用则一”，“初无造作，故一人之书，骈散兼有；一书之义，奇偶互见”，“全出自然”。纵观先秦之谣谚、经典、诸子百家之作大略如此。上古谣谚“多循天籁之自然”[（1）]，《尚书》虽有偶俪之辞，但都是“率然对尔”。而《周易》、《诗经》、《春秋左氏传》尽管“奇偶适变”，但也“不劳经营”（《文心·丽辞》）。其他诸子之文，或为记事，或为明理，或为游说，或为论辩，有什么样的实际需要，就写什么样的文字，既不着意为骈，也不苦心作散，考虑的是功利和实用，并不作纯艺术的追求。 但是，从文学史的纵向角度来考察，先秦文献、典籍中这些“率然对尔”的骈词俪句，虽在当时不是刻意追求的产物，出于自然，但对后世骈体文的形成与发展则产生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后世骈文的滥觞。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其中“诸子者，六艺之支流，文章之渊薮也”。而《六经》中的俪词偶语对后世骈体的影响也相当显著，刘开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文书》中对这一点论述得相当透彻： 夫骈散之分，非理有参差，实言有浓淡。或为绘绣之饰，或为布帛之温。究其要归，终无异致。推厥所自，俱出圣经。夫经语皆朴，惟《诗》、《易》独华；《诗》之比物也杂，故辞婉而妍；《易》之造象也幽，故辞惊而创，此骈语之采色于是乎出。《尚书》严重，而体势本方；《周官》整齐，而文法多比；《载记》工累叠之语，《系辞》开属对之门；《尔雅·释天》以下，句皆珠连；《左氏》叙事之中，言多绮合，骈语之体制于是乎生。 可见，后世“骈语之体制”与“骈语之采色”等等都与六经之文有渊源关系，如果稍加辨析，我们就会发现，后世骈文的不少对偶类型，都可以在先秦谣谚、经典、诸子百家之中找到初祖。翻检先秦文献典籍，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虽然这些对偶方法还显得粗朴一些，但基本方式则是后世骈文家经常师法的典范。在这方面楚辞更为突出一些，它对后世骈文家的启迪是更为巨大、更为广泛的。如屈原之文，运用多种对偶方法，语言更加精美、整齐，单对、复对、当句对、隔句对、双声对、叠韵对，自不必说，其中正对、反对与事对用得既多又好，如“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即是正对又是事对；“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离骚》），既是事对又是反对。不仅在对偶与用典方面，《楚辞》的文采和声韵之美也非寻常可比。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朝搴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刘勰语）。而“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不仅词采精美，而且声韵和谐。总之，无论是从对偶、词采上，还是从声韵和用典上，《楚辞》都可以说是后世骈文的先声。故而孙松友在《四六丛话》中就说“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俪体之先声乎？”刘师培在《文说·宗骚篇》中也特别指出这一点：“粤自风诗不作，文体屡迁，屈宋继兴，爰创骚体，撷六艺之精英，括九流之奥旨，信夫骈体之先声，文章之极则矣。” 总之，先秦时期的古代谣谚、六经丽辞、诸子百家骈语，尤其是《楚辞》之俪偶尽管多是“自然成对”，稍具词采声韵之规模，但却是骈体文的源头所在。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骈体文才不断滋长，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如果说先秦时期文献典籍、诸子百家、民间谣谚中的骈辞俪语是出于自然，不是作者的有意追求，那么在秦汉时期，尤其是汉代文章中情况则不然，它主要是作者自觉追求的产物。《四库全书总目·四六法海》条下说：“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点缀故事，是骈体文之渐萌也”。李斯的文章虽然是行人之辞、纵横家之言的延伸和发展，但已经出现自觉追求对偶、用典和藻饰的倾向，显示出作者对文章形式之美的初步探索，所以谭献称《谏逐客书》为“骈体初祖”。可惜秦代国祚太短，特别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等残酷文化政策，限制了文学的发展，所以秦代文的自觉骈化只是露出一点端倪而已。到了汉代，情况则大不相同。首先，从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来看，汉代文学已经开始独立自觉的发展过程，其表现一是出现了代表文学的“文章”的概念，把文章和学术分离，并且在图书分类上把文学作品独立出来。刘向《别录》中就把图书分为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伎七类；刘歆《七略》对此进行修订之后别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六书略、术数略、方伎略。二是专业文人队伍已经出现。如姚思廉在其《梁书·文学传》中指出：“昔司马迁、班固书并为司马相如传，相如不预汉廷大事，盖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为贾、邹、枚、路传，亦取其能文传焉”。其实当时专业文人远不止司马相如、贾谊、邹阳、枚乘、路温舒等人。三是各种文学体裁在汉代长足发展或已经成熟。诗、赋自不必说，其他如对问、七、连珠、论、说、诏、策、移、檄、章、表、书、启等，都已充分发展，并为后世楷模。 其实，汉代文学自觉的最突出表现之一是文人创作中对形式美的追求，特别是对偶俪、辞采、声韵的着意讲求。当时大辞赋家扬雄在《法言·吾子》里说过：“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虽是他的反思之辞，并对过重辞采有所贬斥，但却表现了当时作家对华丽辞采的追求。司马相如在回答友人盛览如何作赋的提问时指出：“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西京杂记》）这段话中所反映出的文学创作倾向，突出表现在对文学形式美尤其辞采、俪偶、声韵的着意追求。在这种创作倾向的作用下，骈体在汉代胎息微萌，渐渐出现萌芽状态。对汉人这种尚偶求丽的创作倾向，后人早有评断。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用辞赋之骈俪以为文者，起于宋玉《对楚王问》，此后则邹阳、枚乘、相如是也。”刘开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文书》中，不仅指出这种创作趋向，而且说明了它的成果：“枚乘抽其绪，邹阳列其绮，相如骋其辔，子云助其波。气则孤行，辞多比合；发古情于腴色，附壮采于清标，骈体肇基，已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