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分期问题是了解宋词三百年间发展变化的实际状况并进而探索其运动规律的一项基本课题，也是从宏观上把握宋代词史演进线索的关键性步骤。然而，对此一问题的研讨一向是宋词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不仅有关论著较少，论证疏略，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仍各执一说，标准不一，尚未提出一个为人们普遍认可的“试行方案”。为了反思以往的研究，总结其中的得失，现将历来有关宋词分期的意见述列于下，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的充分重视。 一 宋词分期研究的简略回顾 宋词的魅力令文人墨客为之倾心，宋词的辉煌使有识之士击节叹赏，于是，自宋代以降，品藻赏鉴、推求本事、考订音韵、编著词选者皆有之，唯独很少有人纵览宋词的生命行程，探究宋词的历史分期。只有到了清代——世人一般所说古代词学的复兴与终结时期，才逐渐有人将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首先明确提出“两期说”，其云：“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后此不少词话与词学专书，在分期问题上多奉此说，尽管它们对南、北宋词的论断有所不同。从整体上看，北宋词与南宋词确有不同的体貌特征，只是这种分法完全依据历史的断代，且过于笼统、囫囵，不能较为具体地反映宋词演变的实际过程。也有人受唐诗分期的启发，提出初、盛、中、晚“四期说”。刘体仁《七颂堂词绎》首倡此说，不过，他将初、晚二段的时间分别延伸到唐五代与明初，并非专指宋词。稍后，尤侗《词苑丛谈·序》采其说论宋词分期云：“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唐之诗，由六朝乐府而变；宋之词，由五代长短句而变。约而次之，小山、安陆，其词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词之盛乎；石帚、梦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风斯晚矣。”其他人亦有类似说法。这种分期又完全模仿、因袭唐诗，无视宋词不同于唐诗的种种独特性，不但有生硬比附之嫌，又立足于传统“婉约”词为正宗的立场，所举代表词人无论就年代、地位来说，亦多有不相符者，因此，上述各家观点就分期研究而言，还处在初始阶段。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学术界思想较前大为解放。文学史观念85某种革新，促使宋词分期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1926年，胡云翼先生扶版《宋词研究》，该书虽“分宋词为南北宋二期”，于北宋词未再分治，认为此期词是五代词在形体与内容上的“增延”与“扩充”，但于南宋词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南渡时的词”（英雄的词文学）；“偏安以后的南宋词”（文人词偏于长调的发展，平民之作长于小调）；“南宋末年的词”（文人词已无可变，民间词不可忽略），似分宋词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这个分法虽有偏颇，比如忽视了北宋词的几次变态，对南宋词的看法亦可商酌，但他兼顾到时代风气、词体本身以及文人词与民间词的不同情况，并为此后的分期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值得重视。次年，胡适先生在其所编选的《词选》一书的序言中又提出了“三期说”：“苏东坡以前，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东坡到稼轩、后村，是诗人的词；白石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此说突出了苏辛词的地位，并照顾到作者与接受者的身份特征，但其解释多不有合事实之处。比如，谓苏、辛之词全不管是否协律与能歌，尤其把白石以后的词统统贬为“词匠的词”更欠允当。所以，这个分期尚缺乏必要的科学性。三、四十年代，学界出现编著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热潮，一些学者对宋词分期的考虑更趋细密。陆侃如、冯沅君先生合著的《中国诗史》率先提出“六期说”，即把宋词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六个阶段。北宋词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约在十世纪的后期”，此时的词坛“是个青黄不接的时期”；“第二个队段约在十一世纪的前期”，此时有晏、欧、张（先）、柳“四个重镇”；“第三个阶段约在十一世纪的后期与十二世纪的早年”，似以东坡与清真为代表，是一个“黄金时代”。南宋词亦分三个阶段（即1127——1141，战争时期；1141——1235，苟安时期；1235——1276，亡国时期），虽其具体表述与胡云翼先生有别，各个阶段也都有明确的时间标志，但时代段落的跨度则两者大体相近。此说对北宋词分期比胡先生进了一步，而将柳永排在晏、欧之后，又谓东坡出现在“十一世纪中年”却列在第三阶段，叙述上尚觉混乱。后来，薛砺若先生的《宋词通论》（实际上是一部宋代词史）则直接分宋词为六朝：第一朝“由宋初一直到仁宗天圣、庆历间，是北宋词的蓓蕾含苞时期”，本期“中心人物”是晏、欧，其作品“是五代词风的最大的光辉集结与终了”；第二期“由仁宗天圣、景祐以后起，直至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是花之怒放时期，是创造时期”，代表作家是柳、苏、秦、贺、毛（滂）。由于柳永影响最大，亦可称“柳永时期”。第三期“由哲宗末年，历徽宗一朝，直至汴京被陷以前止，是柳永时期的总结集时期”，此时“以周邦彦成绩为最伟异”；第四期“约自宣和以后起，直至南渡后庆元间”，是“朱敦儒与辛弃疾的时期”，因为辛氏“造诣最精邃博大”，可简称为“辛弃疾的时期”；第五期“由嘉泰、开禧间起，是苏、辛一派词的终了，姜夔时期的开始”；第六期“为南宋末期，是姜夔时期的稳定与抬高时期”。薛先生的分期强调了词的主体生命，兼顾到时代与作家、词派诸因素，整部著作以此为线索详尽论列，颇多可采。但这个分期也存在明显之不足，比如过分夸大了柳永、姜夔的作用；将苏轼、周邦彦涵盖在“柳永时期”之内，更难以为人所接受；年代排列上也有错列之嫌。这期间，稍早于《宋词通论》的郑振铎先生之《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亦以两期六段论宋词，南、北宋各三段，每一阶段的时间划分与薛先生所说基本一致，只是具体称呼不同。虽然其中也有时间错列的弊病，但说北宋第三段是“深造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周美成的时代”倒更接近于实际。龙榆生先生的《两宋词风转变论》一文[1]，同样分六段描述宋词的发展，而把南宋词分做两段，似嫌粗略。 建国后三十余年，宋词分期研究未能取得进展（其间有十几年众所周知的学术荒废期），可以说是一个停滞阶段。当然，也并非全是空白。八十年代初，有个别论著涉及到这一课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著的《唐宋词选》分北宋词为两段：前段自宋初到仁宗末(960——1063)，此时的词“形式上是从小令发展到慢词，在题材上开始比五代时有所扩展”；后段自英宗初到钦宗靖康元年(1064——1126)，这时词体“在内容上和风格上开始发生较大变化”，以苏轼最杰出。南宋词也分两段：前段自建炎初到开禧末(1127——1207)，“词是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重大题材占主导地位，以辛弃疾为代表；后段自嘉定初到宋亡(1208——1279)，词人很多，是“雅正派”时期。这个“四期说”在同类分法中显得较为匀称，且便于叙说，但它过分重视词作的政治性内容而比较忽视词体本身的演化，仍不够合理。徐调孚先生《中国文学名著讲话》、周笃文先生《宋词》两部著作均持“六期说”。前者基本沿袭龙榆生先生的观点（即五代令词之延续；慢词之发展；曲子律之解放；典型词派之构成；豪放词派之高峰；典雅词派之昌盛）；后者则类同郑振铎、薛砺若先生的看法，而因“分期与流派”一并叙述，时间线索并不明显[2]。 二 近年宋词分期研究概说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整个学术事业和词学研究的日趋繁荣，宋词分期研究也进入较前活跃的阶段。近年中，学者们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种说法： 三期说。丁乃宽先生《论儒家思想、社会心态与宋代词风之演变》一文[3]，从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与词风演变之关系入手，认为宋词经历了婉约词、豪放词、典雅词的历程。此文并非专论分期，但从文中驳论以往“论者多以两宋史演变为序，总分之为二，再分之为四”的口吻来看，他是试图改换一个视点，即从词风变化的主要表现形态指出宋词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因而具有分期的性质。这样分不是没有道理，但仅从词风角度着眼，不仅容易搞乱它和词派的关系，最终也会导致时间线索的紊乱。 四期说。陈迩冬先生《宋词纵谈》一书于分期“袭昔人立名之成法”，将两宋词分为第一（初期）、第二（盛期）、第三（中期，即再盛期）、第四（晚期）几个阶段，的确是“师唐诗分期之故智”，与尤侗分法类同。稍有区别的是，他将第三期看作“再盛”的阶段，尚有一点新意。 五期说。《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宋代词”条，把词在北宋的发展分做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由唐人宋的过渡”，代表词人有二晏、欧阳修等；第二阶段，柳、苏、秦、贺等人“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阶段周邦彦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对南宋词未分期，实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易安与向子諲为标志，是“歌词由北宋向南宋发展的过渡”；第二阶段，南渡后作家诸如陆（游）、辛、姜、张（炎）等人，其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词体的蜕变”。此说将柳永放置北宋第二阶段，同样犯了一个在当时难以避免的错误。对南宋词分期不甚明确，而从陆游延伸到张炎，时间段落似嫌过长。杨金先生从文学的“灵魂”和人类“意识”之关系的角度立论，也认为宋词的生命历经五个阶段：首先是“生命的早期阶段——孩童时期，它带着五代词的胎印而表现出某种‘集体无意识’的特征”，晏、欧之词即体现了“人欲冲动”；其次，“柳永词的出现，标志着词由儿童期步入青春期，此时，词突破了原始欲望的藩篱闯进了‘个人无意识’的大门”，这是一个更高的层次——人情性层次；再次，是“生命的成熟期——成年期。此时的词，既包容了人的正常情欲，又融进了人的理性”，以苏词为其标志；又次，是“衰萎前的过渡期——更年期”，其生命泉流“一股流向‘潜意识’领域”，经周邦彦到李清照形成高潮。“一股流向‘意识’领域”，经张元幹到辛弃疾出现高潮；最后是“衰萎阶段”，表现“潜意识”的词流，以姜词为发端，至吴（文英）词而生命逐渐干枯。表现“意识”的一脉，经二刘（刘过、刘克庄）“丧失了生命的原动力”[4]。这种论说给人以某种新颖之感，但其理论支点是否恰切还值得考虑，于北宋词也有时间倒置之弊。
